“诛元”之“男子汉” (2-1)

　　　　从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复国运动”时间是比较晚的，有点趁火打劫、“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

　　韩山童打出“宋徽宗八世孙”旗号，他的忠实属下刘福通把国号定位“宋”，可谓华夏正溯，但到头来，为什么被无根无基的朱元璋继承了大统呢?

　　朱元璋的“复国主义”高明在哪里呢?

　　在元末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朱元璋之所以能笑到最后，这不光是他的名字打眼——“诛元”之“男子汉”，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复国主义”旗号最鲜艳。

　　其中核心一点，是朱元璋展现了“形象工程”大师的本领——把自己塑造为“仁道使者”、把自己的军队成功打扮为“正义之师”。

　　在朱元璋起事前，各路造反的农民军风起云涌，农民军的旗号与素质良莠不齐，相当多的军队名声并不好。

　　“妖人”是很多官民对第一义军——“红巾军”的称呼。政府官员侮辱造反的反政府武装很正常，但为什么许多百姓也认为韩林儿、刘福通的军队是“妖”。这里，就有他们“自作孽”的成因了。

　　作为“打响反元第一枪”的红巾军，其意义和影响力，任何义军无出其右。所以，就连志在天下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先期投奔于此，打着人家的旗号，一直做到“左副元帅”。

　　但红巾军是以弥勒教起家，一开始就注入了“妖言惑众”的元素。也就是说，红巾军起点早、占得了造反的先机。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高，弥勒教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弥勒下生成佛”，“新佛”反旧佛“不杀生”之道，力倡杀人，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红巾军的创始人韩山童，虽自称宋徽宗八世孙，打起的是“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但使用的手段是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埋伏”独眼石人，自编自导自演。并在发布起义宣言里，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的内容，俨然是“天外飞仙”。

　　这些手段，用于造反当初，浮动民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用于愿景规划”，则必然“有限”，时间一长，甚至“过时”。

　　因为“嗜杀”云云，“东海日本”的天兵，并不能给大家一个免于恐惧的更光明的未来。羽翼丰满、意欲独立创业的朱元璋渐渐悟到了红巾军的局限，这位左副元帅“单干”之际，随着军事胜利，政治的一大升华，就是意识到了红巾军这面精神旗帜的局限。

　　当他初成气候，打出北伐檄文时，即刻意变脸、大造形象工程——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朱元璋最收揽天下人心的口号，是先于孙中山先生在600年之后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救生民于水火”。

　　“驱逐鞑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

　　“恢复中华”不是要压迫蒙古人、色目人，而是恢复中华的道统，恢复中华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

　　“立纲陈纪”，就是要重新建立秩序，新秩序是什么?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纲纪。

　　“救济斯民”，是四句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关键、最能吸引民心的一句话。就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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