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二次远征日本时,江南战船总数竟有三千五百艘,其中大部分极有可能是元军截获、接管原南宋水军的战船其中内河船舶又居多由于内河战船吃水较浅,抗暴风雨能力较弱”
在下达造船命令之后,元世祖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问其东征方案。
作为一名战将和降将,范文虎当然想立即立下战功,但是他又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他建议元世祖,在出征之前由他以南宋旧臣的立场再派一次赴日使者,希望能够说服日本来朝。忽必烈并不反对。
于是范文虎的两名使者周福和栾忠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达博多湾,为表示善意,他们甚至带了一名日本在华留学僧一起前来。
事实证明,这次出使行动是典型的狗尾续貂、自讨无趣之举,镰仓幕府已经杀过一批使者,北条时宗不在乎再杀一批。就连态度相对和缓的京都朝廷都认为“亡宋旧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条,诚过分欤!”
周福和栾忠在博多被斩首。
元世祖忽必烈也可能根本对这次出使没有寄予丝毫希望。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将领,亲自主持召开东征日本军事会议。
元朝最终确定设置征日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并将东征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庆为首,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舵工水手一万七千人,分乘战舰九百艘自高丽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为首,率江南军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自宁波港出发,这批江南军队还受命携带农具、稻种,意图赴日屯田,以为长久之计。
两军约定于6月中旬在壹岐汇合,共同进攻博多太宰府。
2月20日,东路军诸将从大都出发,临行前,元世祖忽必烈特地对他们作了以下说明和要求:“始因彼国使来,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
元世祖的告诫简而言之为两点:一、依照汉法,取人国家,不可滥杀无辜;二、众将要戮力同心。
日本方面也并非坐以待毙。在第一次蒙古来袭的战事中,幕府执权北条时宗痛感日军指挥散漫、战斗力低下,便三令五申整饬军律,进一步强化“异国警备番役”制度,北条时宗在公元1280年年底的一份幕府法令中警告说:“蒙古异贼等明年四月可袭来云近年守护御家人多以不和之间,无同心仪之由不顾天下大难,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军兵者,随守护之命,可致防战之忠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处不忠之重科”
北条时宗屡次劝谕,他对将军们的要求与忽必烈如出一辙:希望各方面能够放弃内讧,精诚团结。
按照元军的既定作战计划,东路军于5月3日从高丽出发,顺风抵日,第一部作战目标仍然是攻取对马岛和壹岐岛。
东路军在日军干扰下完成登陆,以大炮首攻,骑兵冲锋,附以弓弩,日军败退,其将领少贰资时战死。5月21日,元军占领对马岛、壹岐岛。
元军二度来袭、日军临阵败退的消息很快传至京都,朝野上下再次陷入慌乱境地,一时间人心惶惶,京都官民疯狂储备粮食,以致无米可买。
日本后宇多天皇得到消息后在神宫整整祈祷七天七夜,龟山上皇则派人到伊势神宫许愿“愿意殉身以代国难”。
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得知战况的时间稍晚,他问计于南宋赴日僧人祖元大师,祖元要求他“血书大经”,北条时宗立即刺破手指以血写经祈祷。这种行为对于战争的进展表面上看没有关系,却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本国民心。这大概就是宗教的厉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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