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二） (5-3)

　　有学者统计，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旗帜不可不谓鲜明、态度不可不谓坚决，但是，鸦片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禁令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鸦片贸易，也可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其身价大为提升。

　　主张放开鸦片贸易的许乃济，对此的见识远比林则徐深刻：“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

　　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尽管皇帝会查禁这种贸易，并也会一再严旨重申禁令;尽管总督会恪遵上谕发布告示，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也会传谕行商慎遵法令;但是总督、粤海关监督、巡抚、提督、知县以及再往下到那些与衙门略有瓜葛的小人物们，只要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取利，对于法令的不断破坏也就熟视无睹了。他们发现在禁令之下，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除了从广州的“公所基金”、澳门的“行贿基金”等处间接受益外，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干脆直接从鸦片走私中受益。两广总督阮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陈，以缉私为名而从鸦片中分润的，上至副将、守备，下至普通士兵。拿获鸦片之后，他们要么“私卖分赃”，要么“得胜放纵”。

　　到1826年，猫和老鼠在多年相互试探之后，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折合如今720万元人民币)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元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而是分红了。

　　在猫鼠同盟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司令员的高级军官，“专以护私渔利，与南洋船约，每万箱(鸦片)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报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紊，而鸦片(走私量)遂至四五万箱矣”。

　　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水师收入“得自粮钠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缉私者的收入，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也难怪出现了“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的故事，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

　　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随着大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加强，“禁烟造成关税停征，但是却被贿赂代替，而贿赂居然三倍于关税。”

　　这位深谙大清国情的汉学家说：“用不着说，帝国官吏是贪污的;在违禁品的征课上，他们所干的，正是自从有人懂得那一套以来、中国官场上就一直在干着的那种勾当，也就是能向商人榨取一文便榨取一文。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以备不时之需。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的好处的。”行贿基金的润滑作用十分显著，“一等交涉停当，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

　　此后，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权力优势，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把行商和“公行”推向第一线，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6、禁烟幕后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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