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变法悲剧 (2-2)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要命的是，王安石先生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设置，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千年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廊庙相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三不”信条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过头的激情也因此暴露无遗。

　　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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