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埋银制度 (4-3)

　　元代法律区分犯罪的具体情况，《元典章》列举了八种情况“误杀”，均属于征烧埋银的犯罪：“牛驾车碾死人”、“车误碾死人”、“因公惊死人”、“急走车辆碾死人”、“月黑走马撞死人”、“走马误撞死人”、“因斗误杀旁人”、“持刃误杀旁人”。又如“杀死奸夫奸妇”犯罪，有征与不征两种情况，《元典章》分别列举如下：“旁人杀死奸夫”、“夫非奸所杀死奸人”、“夫打死强奸未成人”，杖一百七，不征烧埋银;“夫奸所杀死奸夫或奸妇”，无罪，但须征烧埋银。

　　除个别情况外，只要出了人命均征烧埋银。无论蒙古人杀死汉人、官员杀死贫民，还是汉人杀死蒙古人、驱口杀死娼妓，良人杀死奴隶，都要征收烧埋银。医疗事故、嫌犯在拘押期间被刑讯致死等情况，均亦需征收烧埋银。这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法律还保证家属对烧埋银完整的所有权。被害人亲属是唯一的受益者。官府不能有任何染指。

　　法律上还作了一些免征的规定，对一些情有可原或没有必要的情况，免征烧埋银。如被害者身份卑贱(“有罪驱”、“无罪驱”、“同驱”、“放良年限未满年驱”和“为伴娼女”)，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杀死同居亲属或奴婢杀主，征收烧埋银没有意义，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为鼓励和保护正当防卫，打击犯罪，法律还规定“杀死贼人”，不但免罪，而且免征烧埋银。

　　官府是当时司法的主体，对于烧埋银的顺利征收至关重要。法律赋予官府以重要的责任。如果“被杀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征烧埋银移本籍，得其家属给之”。还有一种官府支付的情况：“诸斗殴杀人，应征烧埋银，而犯人贫窭，不能出备，并其余亲属无应征之人，官与支给”。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奴仆、疯病之人等)的杀人犯罪，法律规定由其监护人负责交纳烧埋银。如元朝私家奴仆众多，法律明确规定：“诸庸作殴伤人命，征烧埋银，不及庸作之家”;“诸奴殴人致死，犯在主家，于本主征烧埋银，不犯在主家，烧埋银无可征者，不征于其主”。

　　烧埋银制度很人道

　　《元史·刑法志》中所载之元代五刑，为“笞、杖、流、徒、死”，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的刑法并无二致，五刑是司法中之主刑。烧埋银制度是附加于主刑之上的刑罚，“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具有附加刑和赔偿性质。一如现代司法制度中所谓“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

　　纵观《元史·刑法志四·杀伤》篇目所罗列之具体罪名中，凡属人命案者，均需征收烧埋银，且对征收对象，并无民族身份之特殊规定。

　　《元史·刑法志四·杀伤》所规定的第一条“诸杀人者死”，不容置疑。还有一条规定：“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曾经引起歧义。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针对谋杀，后者是针对失手杀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也就是说，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事出有因，争执、醉酒;其次殴打致死。这一界定，与“诸杀人者死”并无冲突。或者说，这一规定，实际上指的并非是“故意杀人罪”，而是“伤害致死罪”。如果蒙古人故意杀死汉人，那么依照元代法律，亦属于死刑，而非判处充军就能了事。当然烧埋银必须征收。

　　而元代法律中公然偏袒蒙古人，也是不争的事实，“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有司”，就证明了蒙汉两族在元代法律体系中的不平等性。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乘醉杀人”也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些蒙古人减轻罪责之护身符，因为“如争执、醉酒”等情形，不好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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