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水煮分食福王朱常洵？ (2-2)

　　这两个有关福王朱常洵之死的故事流传极广，而且影响深远，以至于不见正史的“福禄酒会”成了众口铄金的可信野史，被后人口口相传，录入各种民间“实录”。

　　但1924年在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出土的明朝福王朱常洵圹志，却打破了这个长期被人们信服的福王死后，尸体被做成“福禄酒”宴的传统说法。

　　“明福王朱常洵圹志”墓志现收藏于孟津县龙马负图寺。志高、广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为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顶，篆书“大明福忠王圹志”。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城的日期及处死福王朱常洵的经过，《圹志》明确写道：“大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这是李自成攻克洛阳的具体日期，志中所称“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慷慨激烈，与城俱亡。刚肠浩气，虽死犹生”等美化福王的内容云云。

　　而据《明史》载：当时“河南连年大旱，蝗虫成灾，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阳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荫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归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朱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予入贼营。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需要指出的是，朱常洵被起义军处死是必然的。因为他平日恃仗是皇帝的至亲，到处兼并土地，“中州腴不足，取河南、湖广益之”。并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广大农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在李自成起义军压境之际，又誓死抵抗，当官兵和贼军里应外合，攻克洛阳后，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主持处死。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等。

　　根据《明史》和《圹志》的记载，显然与朱常洵被活活煮成人肉汤的稗官野史不符，也就是说，第一个“超残酷版福禄酒”宴会是杜撰的故事。

　　又从福王朱常洵圹志“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及以“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以及《明史》本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这就是说那个“血腥版的福禄酒”宴会也非史实。

　　至于“福禄酒”传言如何空穴来风，成为伪史，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在福王朱常洵尸体的去向问题，几百年来，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清朝统治者为此大作文章，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

　　显然，所谓“福鹿宴”，不过是为了彰显其正当性的清朝统治者对李自成起义军的诬蔑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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