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所产生的恐慌（二） (3-2)

　　悲观主义者悲叹道，战争使许多妇女的婚姻和尽妻子、母亲天职的希望化为泡影。的确，许多男人一去不归，战场上的巨大伤亡令人口统计的金字塔倾斜，造就了数百万的"多余女性"。以德国为例，200万士兵丧生，留下60万寡妇，100万孤儿，以及近150万所谓的"纯真寡妇"(whitewidows)--失去预期中的伴侣的年轻妇女。法国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然而，"新女性"(newwomen)--其含义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或经济独立的妇女--并非战争的产物。"新女性"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受到了道德家们的批评。那些对女同性恋之幽灵感到恐惧的人指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不结婚，女人与女人结偶，在美国被称之为"波士顿婚姻"(Bostonmarriages)。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面前的现实是，她们不得不在职业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

　　某些倾心于职业而独身的妇女，无疑会发展出种种女性关系的新形式，一些是柏拉图式的，一些则是性关系式的。在19世纪，由于各阶层有各自的观念形态，一些妇女可以设想与其他妇女共同生活。

　　20世纪的社会不断给年轻人施加压力叫他们结婚，并将同性恋关系病理学化，为此，几乎不能说战争"解放了"年轻妇女的里比多(libido,性欲)。由于受到战争造成的混乱局面的惊吓，评论家们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令妇女获得权利，使男子变得消沉。

　　他们的第二个噩梦是种族隔离将被打破。一种战争期间浮现的恐惧，即黑人男子会强暴白人妇女，是当时男性心理状态外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如同在某些欧洲殖民地或美国南部，许多白人少年的第一次性经验是从黑人女孩那里获得的。

　　人们希望年轻的白人男子在性方面应活跃些，而与此同时，白人妇女则应严守贞操。这种战时对种族问题的着迷，只有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即风起云涌的第一次非殖民化运动和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大规模涌入北方各州所引起的种族关系的紧张，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种种私刑在生活着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的美国南部的出现，是这些种族恐惧最为引人注目的证据。1909年，《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评论道，欧洲人现在才意识到听任其女儿与黑人交往的危险。"长期以来，在一些德国城市中，白人女孩与美洲和非洲的黑人手挽手招摇过市，成双成对地出入饭店、咖啡馆和剧院，已成为司空见惯而令人厌恶的景观。"人们相信，妇女与非白种人是不服约束的。

　　战争确实改变了男人，但改变的程度并不像那些制售恐慌的人所预言的那么大。士兵们表面上夸示着自己的粗鲁和鄙俗，但信件和日记却揭示出他们的许多拘礼之处和回归家园、回归家庭生活的渴望。许多男人，诸如被打发到布列塔尼团的普罗旺斯人，并未在部队中发现那种被大肆渲染的团结和兄弟情谊。传说中的隐藏在战壕中的同性间的色情活动也颇为罕见。任何男性间的亲密关系都不过是原先在国内公共学校、童子军和男子俱乐部就出现过的无害欢娱的延续。异性性行为在战壕中并未受到挑战，大部分男子只要有可能，显然会马上重投妇女的怀抱。

　　绝大部分有关战时放荡行为的种种故事，大致都可被证实是虚构的。市民们对数百万性饥渴的士兵的归来感到恐惧，但对于经受了前线诸般恐怖之后的军队而言，温馨的家庭是最为向往的。战后人口出生和结婚率引人注目的攀升弥补了由于数年战事造成的延误。例如，德国1918年的出生人口为956251人，1919年为1299404人，尽管到1923年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向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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