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日方计划参加酒会的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军同归于尽。
对于惨遭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人民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复仇机会。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这个任务。
“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6月9日通过哥哥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詹氏兄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趟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报仇的时刻一点点迫近,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詹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他缓缓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按时来到,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馆人员补充。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宴席上众人皆起身,举杯,高呼“干杯!干杯!”一饮而尽。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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