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态很快就扩大了,竟酿成一场骚乱,被称为“长崎事件”。
8月15日,李鸿章授意全舰队放假一天,并允许450名水兵上街自由观光。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严禁上街观光的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中国水兵遭到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便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双方死伤80多人,其中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本。
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也在日本警察的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在各条街上,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日本警察被打死1人,伤30人,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李鸿章深信此事错在日本:“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是非曲直显然,中国“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而“日人自知理短,断不敢再生事端,贻人口实”。
三、李鸿章一念之差错失灭掉日本最佳良机
“长崎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与日本一战。据有关史料记载,“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艘铁甲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官兵们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当时,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全面开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电告李鸿章,只要李鸿章一声令下,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艘铁甲舰上威力巨大的炮弹将会把日本的长崎市炸成一片焦土。
起初,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随即愤怒地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不无威胁地对波多野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这就是说,李鸿章曾经考虑到向日本开战。如果,按照李鸿章此时此刻的愤怒之情,与日本开战不是没有可能。而此时中国拥有“亚洲第一”的强大海军军力,对日本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灭掉日本也绝不是天方夜谭,还是有一定的机率的。
但是,结果李鸿章还是忍住了雷霆之怒,采取了外交和司法途径来解决“长崎事件”。当时,在李鸿章高级幕僚、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驻日公使徐承祖依照国际法就事件同日本政府交涉,但日方强词夺理拒不认错,并拖延再三,希望不了了之。李鸿章决定“停审”,做出一种中国准备单方面处理此事的强硬姿态。总教习琅威理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这一招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应。
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的途径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抚恤。日方付恤款5.25万元,中方付恤款1.55万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千7百元由日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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