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以上三类穷官的财富来源是正当的,丝毫没有不法痕迹,凭自己的硬工夫挣钱,不管存钱不花“装穷”也好,乐善好施真穷也罢,都是无可厚非的。令人鄙视的,倒是通过“装穷”的小把戏,掩盖见不得阳光的私人小九九。与卢怀慎等人相比,盛唐四贤相之一的姚崇就多少有些不实在,他虽为“开元盛世”出了不少力,历史上好评一片,没有杂音,但他似乎也在“装穷”。
姚崇的家很偏僻,原因是长安中心地段的房价高,买不起。为了上班方便,他又在皇城周围租了间小房子,玄宗知道后,非常感动,为他在高档的四方馆开了房间,他没有敢居住。姚崇舍近求远购置房产的做法,绝对不像有钱人做的事。他的清廉,让后人佩服不已,有对联为证:“三朝为相,惟奉廉慎为铁则;一生重节操,只将俭约传子孙”。
姚崇作为三朝宰相,除了工资收入,也曾被武则天赏“白银千两”,被玄宗“赏绵帛三百匹”。他的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以“我爸是宰相”为由,接受请托,为别人跑官要官,撸到了不少银子。后来他通过权术摆平了此事,但儿子所收财物并没有吐出来。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临终前将田园家产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分得了一份,并响亮地提出,要薄葬。一个家庭,三人挣钱,还有外快,生时租房,死时薄葬,他究竟想掩饰什么?显然,他是怕儿子的事抖出来而东窗事发。这种通过“装”来掩盖污点的穷,似乎不算光荣。
魏征、牛仙客、姚崇之类的高官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装穷”还算有智商、上档次,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富,别人都认为他们很穷,此种装穷,算是精品。唐代最不成熟、最幼稚的“装穷”,当属唐代宗时期的御史中丞崔宽,他家底雄厚,生活奢侈,在皇城南面建有漂亮的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京城的官员百姓都知道,崔宽是一个富人。
有一天,崔宽得知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的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又目睹京兆尹黎干出行的车骑由百余减为十骑。核准事由后,崔宽跟着打胖脸充胖子,组织一班人马,偷偷砸毁了自家的豪宅,瞬间由富豪沦为穷人。原来有个叫杨绾的当宰相了,这个人“累任清要,无宅一区,所得俸禄,随月分给亲故。”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穷人族”。崔宽自毁豪宅史书说是“人心自化”,这未免有点太夸张,其实他是怕显露家底官场上吃亏。如果杨绾是一个明白人,他应该清楚,长安城里除了崔宽自己认为自己是穷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富人。
梳理一下唐代高层的“穷人族”,其实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坚守底线清廉型、乐善好施撒钱型、存钱不花自保型、掩盖污点权术型、掩耳盗铃幼稚型。这些高官,有的是真穷,有的是装穷,有的是造穷。有的穷,是为了别人,有的穷,是为了自己。有的穷,值得敬仰,有的穷,值得同情,有的穷,实在下流,有的穷,令人捧腹。透视这帮“穷人族”,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如果拍一部名为《唐代高级穷光蛋》的电视连续剧,相信精彩的历史故事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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