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临终遗言：“文臣人人可杀” (3-2)

　　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

　　明朝大难临头了。

　　“讲和”乎?“亲征”乎?

　　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

　　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

　　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

　　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

　　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

　　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了和谈的可能。待杜勋退出，魏藻德仍旧沉默不语，气得朱由检推倒龙椅，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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