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禁止嫖娼的事例？ (2-2)

　　据明代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花月春风十四楼”。这些酒店是明代的“官妓院”，营业前因性工作者数量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性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发展很快引发了诸多问题，社会“禁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的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当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自隋唐起，扬州的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时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于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由于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文规定，禁娼才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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