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年)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坚志》“自《丁志》后,曾更续否”[77] 。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
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
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问世,也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诗歌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在北宋晚期起步的江西诗派在南宋迅速崛起,其影响遍及于整个南宋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范成大、尤褒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它是以黄庭坚创作诗歌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
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
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镃。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镃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轼、黄庭坚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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