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科举社会和皇权思想统治下的权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显。权相政治缺乏统治基础,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权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边;权相的控制力难以渗透至县级政权以下;更为重要的是,权相政治时期的财政和人事政策层层传递,损害了主要纳税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从而形成广大的反对势力。权相政治深刻影响着南宋的历史,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权相政治时期。权相政治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政策和社会心理。南宋初期,权相政治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然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南宋末期,权相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60]军事
主词条:宋朝军制
南宋初期,重建军事力量乃为必然之举。南宋中央在招收溃兵、盗贼及勤王之兵等基础上,开始军事重建之路,最终形成几支较强大的军事力量,[12] 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61] 招募的军队中央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南宋中央军事主体力量的重建,主要便是将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指挥全部的军队。南宋中央主力军的重建与南宋的政治、对外关系、国内舆论、经济等密不可分,无论哪一方面的转变,都会影响军事重建的过程与效果。因之南宋初期种种军事缺陷,使得接连发生四件对南宋历史至关重要的事件,分别为:明受政变、淮西兵变、第一次“绍兴和议”与收兵权。南宋中央对这四次危机的处理,愈来愈成熟,并由完全被动逐渐转化成完全主动,显示中央已具备能力控制境内的诸大军。在对待议和问题上,中央文官层的大部分皆持反对态度,与武将无异。不过,他们更担心武将势力的强大,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威胁到政局稳定,故秦桧集团才得以与金签订和议。[62]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61]
除陆军沿袭北宋外,为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的城镇,南宋朝廷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师。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水师编有11支舰队,3000名水兵。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增加到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更达到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63]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了许多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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