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李柷值得借鉴的地方。
提高酒的价格,并不会怎么影响百姓的生活,毕竟此时的普通百姓也喝不起太多的酒,喝酒的大多是中上层人士。提高酒的价格,也是从这些人身上赚钱。
提高酒价不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但若是提高盐、铁、茶的价格,可就不同了。
加上这四项专卖权是否全部收回,也让众人意见不一,因为担心引起藩镇的不满。因为一时达不成统一,只能先搁置,回去都拟个折子,看看各方意见,再决定怎么开源节流。
结束朝会后,李柷也让六名内阁学士各抒己见,李柷虽然心中有些想法,也想听听这些人的建议。李柷的建议很简单,重商,然后加大商税的收取力度,即便是不收回四项专卖权都行。
短期看,或许商税的岁入不如四项专卖权,但长期看却很可观,但也只是可观。
在历史上的宋朝,商税的确占据了朝廷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但这里的商税并不只是所谓大街上开店这些收的税。那种真正的商税只占境内的四分之一的份额,而盐、茶和酒的专卖收入是常规商税的三倍还多。
就如历史上北宋天禧年间的商税及专卖收入情况,其中商税约为550万贯,酒的专卖约为1017万贯,茶为330万贯,盐为340万贯,金银铜总共197万贯,总共2434万贯。
前世网上说北宋每年七八千万贯,甚至上亿的财政收入,不要被这个数字麻痹了,提出了通货膨胀,是要比唐朝好点,但好不到哪里去。宋朝之所以收入这么高,专卖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且税赋很重。
而且这所谓的一贯铜钱,可不等于一两银子。在明朝以前,中国都是银贵铜贱,因为白银产量低,还达不到市场流通所需的数量。
知道明朝中后期,因为欧洲新航路开辟,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才让白银成为了正式流通货币。而在唐朝和宋朝,因为银子数量稀少,造成一两银子可以换不止一贯铜钱,而且在宋朝更夸张,甚至能换两三贯,甚至四五贯。
就算是宋朝再怎么挤水分,也比明朝好点。明朝的税收是真的坑,作为大头的商税没收起来,一年中央财政收入居然只有几百万两(不算其他的实物,算上大概有两千多万两白银),甚至不如一些江南富商。
而此时的唐朝,相比于盛唐时期,物价也贵了不少。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财政收入甚至高于天宝年间,有物价高的原因,也有盐铁等专卖收入的原因。
不过对于朝廷开源节流一事,内阁这六名学士的意见也不统一,也很简单,各自所处的立场不同。
“陛下,臣认为应该趁机把四项专卖权都收回来,并适当抬高价格,到时候朝廷收入就会大幅增加,甚至能翻几倍。”最先发表看法的就是李愚。
他这观点倒也没错,仅仅是把酒的专卖权收回来,然后价格翻倍,每年就能给朝廷多带来二十多万贯的收入。若是都收回,朝廷的财政收入甚至能突破三百万贯,甚至更多。
“陛下,臣也附议。”杨赞图也点头支持。
这都是属于世家出身的人,看待的只是朝廷利益,自然不会管百姓的疾苦。
所以二人一说完,便有人站出来反对,即普通百姓家庭出身的王泽宏,“陛下,臣认为可以收回专卖权,但没必要提高价格。例如食盐,上至权贵,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用到食盐。若是提高食盐价格,对权贵或许没什么,但无疑会增加黎民百姓的生活负担,到时候生活更加疾苦。”
王泽宏都站出来了,冯道也不会落后,严格来说两人的出身差不多。
就六名学士,一下就有四人分成了两派。李柷没有评论,转而看向李青阳和归系,“李青阳、归系,你们的看法呢?支持他们其中一种,还是有其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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