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 上 (5-1)

南京条约

背景

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中国满清王朝已处于衰乱中。各民族、各阶层间（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白莲教、天地会先后起事。在政治上，清廷仍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多磕头少说话”成为官场的金科玉律，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在经济上，一方面，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兼并剧烈，农民破产、流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处于缓慢发展中，而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着的自然经济，仍有力地抵抗着西方工业品的输入。在对外贸易和交往上，清政府除几度设置“公行”（即所谓“广州十三行”）专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宜外，自乾隆年间对西方国家仅开放广州作为沿海通商口岸（一口通商）同时，中外民事（例如“商欠”）、刑事纠纷层出不穷，争端逐渐扩大。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逐渐确立资产阶级代议制（议会制、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批的新企业、雄厚的资金、广大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强国，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工业革命。对外，急于开拓更大市场和获取更多工业原料的英国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1824年（道光四年）侵占了新加坡、侵入缅甸，1838年（道光十八年）威胁伊朗订立不平等条约，1839年（道光十九年）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等等。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和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更采取了鸦片贸易的手段。

围绕外交和贸易问题，中英双方也有过若干接触，然而无论是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访清，还是鸦片战争前夕律劳卑与卢坤、义律与邓廷桢的交涉，都因种种原因而没能取得成果。

起因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定海，北上天津。清廷恐惧，派琦善与义律和谈。和谈期间，英军突袭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迫使琦善与之初步达成《穿鼻草约》（约定对英赔款六百万元等），后又攻占香港岛。

道光帝因沙角之战而愈加震怒，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对英宣战，继而得知香港被攻占，又下令加派奕山为剿逆将军，增兵广州，否认《穿鼻草约》。然而，英军在虎门之战、广州之战中均获得胜利，于是奕山又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仍是对英赔款六百万元（另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作为“赎城费”；并对道光帝加以欺瞒，宣称是行商累积的欠款，企图敷衍了事。尽管如此，英方仍蓄意扩大战争与战果。在巴麦尊等人的推动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否认草约，并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英军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第二次攻陷）、镇海、宁波。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军击败奕经的反攻。浙江巡抚刘韵珂见事不可为，请求派遣与英方有过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道光帝迫于无奈，派遣耆英担任杭州将军，伊里布随往。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军又攻陷乍浦，继而于6月16日攻陷吴淞，7月21日攻占镇江，以切断京杭大运河。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

签约过程

英军到达南京后，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军求和。8月8日，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首先到达，派其仆人张喜两度前往英方军舰，会晤翻译马儒翰（John R. Morrison）。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后，璞鼎查曾限期于8月14日议定和约，否则开炮攻城。双方共在静海寺内议约四次，也曾在上江考棚等处议和。8月17日，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商定了条约内容。8月22日，道光帝全部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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