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上 (5-2)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续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谓“家家桐城”。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17]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名重，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支流。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抱残守缺格律，悖于“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历史必然。但多数桐城派作家爱国主义立场、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和创作中有反映。方东树《病榻罪言》、梅宗亮《与陆立夫书》、王拯《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17]

现当代桐城文学，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产生，桐城派致命。林纾“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斥为“桐城谬种”，成了新文化的批判对象，桐城派文学终结。

流派体系

体系划分

桐城文派

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邑内有识之士即鄙弃时文，倡导古文写作。在理论上，方以智（1611--1671）提出端本于经，练于要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的崭新见解，其《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班（固）马（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创作上，钱澄之（1612-1693）摒弃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其作品为后世桐城派作了示范。其后戴名世赋予古文强烈的战斗精神，注重发挥古文的社会作用，开桐城派古文艺术形式之先河。其文学倾向和艺术渊源与桐城派基本相同，对方苞影响至深。

桐城诗派

桐城派文人中能诗者不少，如刘大櫆、姚范、姚鼐、方东树、朱琦、曾国藩、范当世、陈三立等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建树都为人重视。如统观桐城派作家的诗歌，俨然有一桐城诗派存在，故前人已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之语。

桐城画派

“桐城画派”也可谓独具特色。据查有关资料得知，明清两朝，桐城县画家就达一百多人。北宋时期，闻名天下的大画家李公麟（人称李龙眠，桐城龙眠山庄今坐落在龙眠乡双溪村李庄，遗迹尚可辨认），就是开“桐城画派”的杰出人物。《安庆府志》曾载：桐城龙眠山“擅江北名山之胜，宋李公麟归老于此。”由此可见，李氏晚年就终老于家乡桐城龙眠山。李龙眠由于绘画（白描）造诣，故在中国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且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大学士相交笃厚，诗画畅游于天地之外。明桐城名士孙中夔有诗曰“居山庄犹在，园林看转移。山川浑日旧，花鸟自今时。月散花椒影，烟沉兰竹枝。闲来搜胜迹，登临客心悲。”可见其对李龙眠的追思之。

形成原因

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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