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上 (11-4)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儒家，也有黄老学派、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流派代表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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