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之战
背景
春秋以来长期延绵不断的争霸兼并斗争,严重地消耗了各大国的实力;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使各大国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各大国都感到难以为继。而各小国久苦于大国争霸战争带来的灾难,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喘息间歇。在这种形势下,弭兵之议随之而起。宋国大夫向戌发起的“弭兵”标志着大国争霸战争从此接近尾声,各国内部的倾轧斗争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春秋晚期,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国的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筋疲力竭,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积累财富和“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中期一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乃再变为“自大夫出”了。
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在晋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那里,首先是十多个卿大夫的宗族的财富和势力一天天扩展,而其互相兼并的结果,则只剩下韩、魏、赵、智、中行、范六大宗族,是为“六卿”。这时,晋君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国内政治全由“六卿”主宰。尔后,“六卿”之间又因瓜分权益产生矛盾而进行火拼,火拼导致范、中行两氏的覆灭。
在这次六卿火拼之前,六卿当中,以范氏最为强大。而在这次六卿火拼之后,范、中行两氏覆灭,晋国于是只剩智、赵、韩、魏四大贵族集团。此时,以智氏最为强大。
“四卿”之间也不能相容,互相内斗,严重削弱晋国的实力。越国灭掉吴国后,称霸中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这一现实对于晋国而言,从心理上很难认可,却又无能为力。勾践率军北上举行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而传统霸主晋国因为卿大夫相互争权内耗,大权旁落,无力对外争雄。[2]
过程
十一年,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卿在内部兼并之战中消灭中行氏和范氏,掌握了晋国大权。其中智氏势力最大,其主智伯(即智瑶)在朝担任执政。而此时越国已率军北上,称霸中原,这对于传统霸主晋国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作为晋国的执政,智伯心里很清楚,晋国大权旁落,政出私门,若要恢复晋国霸业,必须先增强晋国国君实力。为此,智伯率先将智氏一个万户城邑先给晋公,韩康子、魏桓子也迫于智伯的压力,也先后向晋公献出一万户之邑。
赵氏的宗主赵襄子拒绝献出城邑,晋公命智伯联合韩、魏两家,组成联军攻赵。赵襄子居耿(今山西河津南),因城简陋不能御敌,令延陵生率车,骑部队先行,自率大军随后,到人心向赵的大城晋阳防守。晋阳城墙完整,府库器用充足,仓廪粮草实备;而且,宫殿四周茂密环生可用来造箭杆的“ 荻蒿”、“楮楚”,高十余丈。赵襄子下令大造弓箭,积极备战。智伯率联军到晋阳后,即发动强攻。赵军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三月,联军始终未能攻克。智伯见强攻无效,便改用围困及水攻的战术,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汾水灌淹晋阳城。大水淹没城内“三版”(六尺),时间长达一年多。城内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即将断绝。人们悬釜(炊具)做饭,搭棚居住,士兵体力下降,群臣中投降、外逃的思想也与日俱增;晋阳形势极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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