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战
战争背景
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齐国因君位继承而引发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取得君位。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
战争经过
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十三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同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于同年冬释放宋襄公。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争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
当时,宋军已先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处于有利态势,但宋襄公遵守“不排成打仗的阵列不能开始战斗”的陈旧观念,在楚军渡河之际及渡河后尚未列阵之时,两次拒绝乘机出击的正确意见,直待楚军从容布好阵势后才下令攻击,以致大败,襄公重伤,不久死去,宋国由此失去了争霸的实力。
战争影响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
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战争评价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史料记载
周朝秘史中的泓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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