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 (4-1)

重农抑商

产生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工商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中国从远古开始便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大约在6000年前左右已逐渐摆脱狩猎和采集经济，进入以种植经济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这块大陆，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夕，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与印度次大陆类似。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还知之甚少。在这样的环境中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经济，这是认识中国由氏族社会发展成国家的基点。”（摘自王立民主编《中国法制史》）显然，这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迥异。

形成根源

经济根源：中国特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

中国地处东北亚、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广阔、肥沃，气候温和，较易通过种植采集取得生活资料。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的夏部落用木石器工具发展原始农业。

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性为“重农抑商”政策形成提供客观经济条件。属于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性，使其难以摆脱农耕生产方式束缚。

政治根源：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

第一，封建中央集权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一切财富资源亦莫非王有。工商业发达，必依赖资源开发利用，会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李贽《藏书》卷五零之《富国名臣总论》），对任何工商业，只要发现其稍有利可图，会收归官营，禁止私营，保证国家对资源垄断权。

第二，工商业的发展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使农田荒芜，“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汉书贡禹传》）；王符喻当时“舍农桑趋商贾”之社会风气为“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潜夫论・浮侈》），道出工商业威胁小农经济，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汉书・食货志》）。

文化根源：中国特殊的伦理文化因素

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东方农业国家，是以农业文明为依托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社会。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其伦理文化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和妻顺，兄友弟恭，姑义妇听”，“尊尊亲亲长长贵贵”。

封建社会伦理文化秩序，“衣服有制，官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訾，无其禄不敢用其财”（《春秋繁露・服制》）。专制中央集权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要求“均平”的伦理文化。商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时刻威胁小农社会均平、宁静、停滞的生活伦理。只有采取“重农抑商”统治政策才能实现和维持静态伦理文化秩序。“重农抑商”政策较为符合中国古代伦理文化价值准则。[1]

历史变化

先秦“奖耕战”、“抑商贾”

商时，农业已发展成为社会主要部门，实行“井田”制度，推动农业发展。西周，大规模组织奴隶集体劳动，工商业渐成社会经济重要部分。

秦至隋唐“重农抑商”、“崇本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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