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梁再冰回忆在昆明郊外的日子时曾说,“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弄的,我们当时的屋子很破,她每天就大把大把的野花往家里花瓶里放,整个屋子特别温馨,可爱。她就是这样,只要有一点机会,就要把自己搞得像模像样。”
逃难时,她仍旧保持给朋友通信的习惯。
可信纸多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包过菜和肉的。
在女校教课时,她西装革履,很是帅气,每每到校都能引起一阵轰动。学生们都说,要是男校,恐怕上不了学了。
她认为人活得要有骨气。
在写给女儿的信里说,“我们希望不打战事情就可以完,但如果要打战,我们都愿意打战。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定有决心才好。”
1953年,北京市要重修改造,很多古建筑,城墙被拆,许多学者心痛但不敢语,她不顾自己的病痛,找到负责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吴晗,指责他带头破坏公物。
心痛之余,却指出了最关键之处,“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当时她肺结核晚期,肾脏也已经被感染,声音沙哑,几乎说不出话来,却句句真情,令人动容。
生命中最后几年她形若枯槁,依旧惦念着新中国交给她的工作。
设计国徽。
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而最后,她还给自己增加了一件副业,抢救景泰蓝工艺。
而且这时两人的工作重心已从考古转向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复兴,需要更多的精力来主持大局
一个女人要丰盈到何种程度,才值得男人甘愿倾尽一生来魂牵梦绕?
或者说,一个女人要强大到何等地步,才能活出自己?
多数女人的美,是靠饰品无限的堆砌,靠生活作风上无限的狗血与奢靡。
她呢?
颠簸半生,一病不起,却换来了无数的钦慕与仰望。
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讲道:
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
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在座宾客,无不唏嘘。
默默的爱着一个人,是他的选择,也是他一生的信仰。
梁思成车祸后,脊椎弱化,背一坨再陀,每每要靠钢铁背心才能支起身子来,就算知道了这个,她也毅然下嫁。
共同的学习让两人的心灵相连,步伐一致,就连思想也是朝着一个方向。
梁思成事业上最好的合作者,或许才是她最好的身份。
娱乐至死的年代,她从来没有以真面目示人,我们总是从别人的厌恶与喜欢中,感受她的存在。
是否想过,她也是名门之后,也算的上一位名媛。
可她却没像陆小曼那样从小骄纵,做事无遮无拦,叱咤社交场,最后却毁在大烟上。
她吃苦耐劳,城市里长大却把前半生消耗在荒郊野外的古建筑考察上。
都说女人是耐不住寂寞的情感动物,她却耐住了数十年的寂寞与孤独,甘心做一个学者。
而那些嫉妒她的人呢?
做不到她做的事,也成不了她做的人。
一个女人要丰盈到何种程度,才值得男人甘愿倾尽一生来魂牵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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