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馨在日本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推荐右翼军人——三浦梧楼出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是一个坚定的“国权主义者”,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强硬派,同时他又是预备役陆军中将,是典型的军人作风,没有任何外交履历和朝鲜问题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日朝关系如此微妙的时刻,被井上馨荐举为驻朝公使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是大大出人意料的。另外,日本右翼势力的呼吁也是三浦梧楼出任驻朝公使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浦梧楼被荐举是在朴泳孝事件发生以后的事,开始他以“本人是一名军人,不懂外交”为由推辞,其后在7月11日向政府提出了对朝三条方案,要求政府选择,第一是日本独自支配朝鲜,第二是日本与他国共保护朝鲜,第三是与日本与俄国分割占领朝鲜,并且他认为第一条方案“最公明正大”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于是他又拒绝出任驻朝公使,后来他与内阁达成了某种妥协,于1895年7月19日接受了驻朝公使的任命,8月17日正式下达委任状。日本政府究竟采纳哪条方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发生的乙未事变来看,应该是第一条无疑。而三浦梧楼任驻朝鲜公使,说明日本政府已经放弃怀柔政策,决定对闵妃采取强硬措施。
300万元寄赠金和三浦梧楼出任公使都是乙未事变前夕的重要背景,这两者与乙未事变之间的关系,可以从1895年9月5日井上馨向政府的一份电报中的一句话窥见:“本件(寄赠金之件)早就向朝鲜国王和王妃允诺过,如果此事得不到落实,将会使后任者(三浦梧楼)无立足之地。”这句话暗示了如果日本的怀柔政策破产,那么三浦梧楼将可能根据事态变化采取非常手段。而这两个举措都是井上馨做出的,甚至在三浦梧楼抵达朝鲜(9月1日)后过了17天,井上馨才离开,这么长的交接时间是极不符合外交惯例的,而他走后仅过20天就发生了乙未事变。所以当代韩国史学界许多学者都认为井上馨与乙未事变脱不了干系,而崔文衡等韩国历史学家更是指出井上馨才是乙未事变的主谋。
准备过程
1895年9月1日,三浦梧楼来到朝鲜首都汉城,接替井上馨就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赴任前,就与玄洋社、熊本国权党等右翼侵略主义团体碰头,并带了两个精通朝鲜问题的右翼分子赴任,他们分别是武田范之和月成光,前者曾加入间谍组织天佑侠,在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期间进行阴谋活动,后来又在日韩合并时做出很大“贡献”;后者则是玄洋社的核心成员,也是朝鲜问题专家,参加了乙未事变。三浦还带了一个右翼政客柴四郎作为幕僚前往朝鲜,此人同样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
三浦赴任后,拜见朝鲜高宗和闵妃,对闵妃说:“外臣久在武职,驱驰阵马而无功。苟无陛下召见,将终年坐赏汉城的风月。况外臣信佛,自写经文以祈世之安泰,希望净写一部观音经,以供王后陛下御览。”[11]于是,闵妃对其左右戏称三浦为“金刚山一僧”,三浦本人对外自称是佛教之“参禅僧”,每日在公使馆闭门不出,读经诵诗,“读经公使”之名也就传开了。[12]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三浦上任后,便积极和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浪人冈本柳之助以及《汉城新报》(日本驻朝公使馆机关报纸)社长安达谦藏等人密谋采取非常手段打开朝鲜局面的问题。当时汉城的公使馆、日本新闻记者一致把俄国影响的增长归罪于闵妃,认为靠通常的外交手段已不能阻止俄国势力的发展,“只有采取非常手段”,“除去王室的核心和代表人物闵后”,才能使朝鲜王室和俄国公使韦贝尔的联系“一刀两断”,三浦梧楼也“早已着眼于谋取除去这一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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