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6-2)

井上馨在朝鲜时，就通过随员井上角五郎向放出“将向中国讲理”的风声；1月19日，井上馨回到东京，22日与到访的新任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会谈时要求中国撤走驻朝清军。清政府得知后，认为“华兵驻朝，保护属藩，业已有年，又经朝王屡请留防，义难漠视，今该国乱党未靖，尤不能撤“，因此要求徐承祖继续与井上馨据理力争。但井上馨坚持要中国撤军，徐承祖判断难以说服日方，转而支持撤军，在1月30日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报告中认为有俄国在，日本必不敢在朝鲜轻举妄动，且中法战争正在进行，中国不宜再树一敌。此议得到李鸿章的采纳，但立意与徐承祖有所不同，他指出：“庆军（指吴长庆麾下军队）戍韩三年，将士苦累嗟怨，稍缓本应撤换，但隔海远役，诸多不便。朝城各国官商毕集，口舌繁多，日人又从中播弄。统将刚柔操纵，难尽合宜，得人实属不易。如果日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也就是说，李鸿章要求日军也同清军一起撤退才行，此外他还主张撤军后由中国推荐德国教官去朝鲜训练军队，中国军舰也时常巡航朝鲜，以维持对朝鲜的控制。他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天津谈判中体现出来。

谈判过程

伊藤来华

1885年2月7日，日本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争端。翌日，外务卿井上馨电告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命令他试探清政府态度，即是否接受处罚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等）和撤军两项要求。当时中国普遍担心日法结成同盟，井上馨企图利用这一点迫使清政府就范。另一方面，日本还请求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巴夏礼不顾已经病重的身体，以俄国威胁和日法同盟的可能性来说服清朝总理衙门接受同日本的谈判。

2月24日，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特派全权大使，赴华处理甲申政变的善后问题，井上馨在对伊藤下达的训令中所布置的任务仍然是他之前对榎本武扬提到的两个：一、惩办甲申政变期间的清军将领；二、撤退驻扎朝鲜之清军，并补充说对于第一项任务，要求对清军将领最低限处分是罢职，对于第二项任务，驻朝日军也可相应地撤退。此外，萨摩系人士西乡从道则被特别任命为“辅佐”，让他加入使团的理由主要是为了平息萨摩系及军队中主战派的声音。另有海军中将仁礼景范、陆军中将野津道贯、参事院议官井上毅、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外务权大书记官郑永宁等随行，整个使团合计24人。3月11日，清政府也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澂会同商议，上谕中要求谈判在天津举行，并针对日本提出的两项要求，指出绝对不可同意惩办袁世凯等人，但没有提及不可撤军，可知清廷在撤军问题的态度上已经松动。天津谈判就此拉开帷幕。

伊藤使团的来华充满火药味。据徐承祖搜集的情报，日本天皇将赴广岛、熊本两镇台阅兵，各处兵工厂也忙于备战，伊藤使团中的野津道贯负责查看地势，为开战做准备。伊藤来华的消息传入朝鲜后，也引发恐慌，与金允植、闵泳翊等朝鲜高官过从甚密的日本人井上角五郎更是在朝鲜大肆散布中国不会答应撤兵、中日必将于朝鲜开战的消息，因此很多朝鲜官民忙着向农村转移财产（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的对策是谈判破裂就强化驻朝兵力，而非马上开战）上海《字林西报》也报道说，伊藤不仅要求中国撤退驻朝清军，还要索赔80万、了结琉球案、新开口岸、重订商约。为此，清政府不得不严阵以待，李鸿章则劝告总理衙门尽快与法国妥协，以便他的对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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