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8月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和中国也应迅速向朝鲜派出军舰的建议后,立即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并报告总理衙门,又命令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来华领选使金允植、问议官鱼允中接洽数次以了解朝鲜国情。金、鱼得知消息后也一头雾水,无法确定何人所为、目的为何。8月2日,金、鱼态度骤变,在笔谈中指出乱党“不特绝倭洋,将谋不轨之变”,恳求清朝出兵平乱,并提到李载先、安骥泳,暗示是大院君所为(金、鱼自称是回去互相商量后得出的结论。有说法认为是逃亡中的闵妃密派卞元圭到中国要求金允植等乞援,但此说无史料依据,且从时间上来看可能性不大)。8月4日,张树声接到黎庶昌的又一封电报,提到朝鲜王宫被袭击,印证了金、鱼的看法。8月5日,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奉张树声之命乘坐威远、超勇、扬威3艘去朝鲜“观变”,鱼允中随往;周馥则招来金允植,追问兵变主谋者。
与此同时,张树声奏请清廷出兵朝鲜,抗衡日本,并镇压乱党。8月7日清廷批准了出兵计划,8月13日决定镇压乱党、平定兵变。另一方面,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一行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与朝鲜及日本方面的接触与调查,也断定大院君为兵变祸首,并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因此丁汝昌在8月14日回天津后,带来了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8月17日,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并于8月20日抵达。随军人员中不仅有给吴长庆当向导的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但清军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便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从济物浦赶来的马建忠、鱼允中等会合,并按兵不动,所以日本一度占了先机。
朝日谈判
日本对清廷出兵大为震惊,因此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以速决谈判,避免中国的干涉。8月16日,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因日本兵临城下,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8月20日,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驻军朝鲜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固执于锁国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军。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的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8月23日上午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他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济物浦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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