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 上 (6-1)

左宗棠收复新疆

战争背景

浩罕入侵

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维、回等族在天山南北发动起义（见“1864年农民起义”），后因领导者自身蜕变或封建主窃取领导权等故，出现了伊犁、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和田等五个割据政权[6]。其中，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和司迪克向浩罕汗国请求迎回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而浩罕汗国派该国军官阿古柏同布素鲁克于1865年1月（同治三年十二月）侵入南疆。

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驱逐司迪克，强占喀什噶尔新城，又攻占英吉沙尔。同年，一支7000人的浩罕败兵投奔阿古柏，进一步加强了其力量。1866年（同治五年）底，阿古柏诱杀哈比布拉，吞并了以和田为中心的割据政权。1867年（同治六年），阿古柏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政权，势力到达喀喇沙尔（今焉耆）和库尔勒一带，成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1870年（同治九年），阿古柏又侵入北疆，侵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侵占。

伊犁被攻占后，清廷与沙俄进行谈判。至1873年1月（同治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已认识到欲收回伊犁必须以兵力为震慑，更加重视武力手段的使用。

英国干涉

英国在征服印度后，觊觎喀喇昆仑山以北的中国南疆地区，英印当局多次派人进入南疆活动。而阿古柏因对沙俄怀有疑惧，也希望得到英国的庇护。1874年2月2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国茀赛斯使团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英国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并取得诸多特权。

陕甘困局

沙俄攻占伊犁，进一步意欲代为“收复”乌鲁木齐，这引起清廷警惕。清廷命景廉、成禄等率军力图尽快收复乌鲁木齐等地，令刘铭传率淮军出关，还令左宗棠“妥筹兼顾”。

从陕甘局势看，左宗棠原计划先平定河湟马占鳌等部，再“一意西指”，但伊犁和乌鲁木齐的紧急局面使他决心提前打通入疆道路。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徐占彪奉左宗棠令进兵肃州。马文禄依托坚城固守。1873年（同治十二年）11月13日，清军攻占肃州，终于为清廷出兵新疆打通了道路。1874年（同治十三年）初，他进一步调派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同年张曜部行抵哈密。

从出关将领看，刘铭传称病求退，所部经曹克忠接管后军心不稳，最后取消了出关计划。成禄身为乌鲁木齐提督，却驻兵于远离前线的奇台，搜刮民财、诬民为盗（并曾纵兵残杀二百多人）、截粮截款、以戏班侍妾自娱，经左宗棠参奏后，被判处斩监侯。至于景廉，则缺乏足够的兵力。尽管如此，清廷因其传统的用人政策，在边疆要员上多用“丰镐旧家”（主要指满族权贵），仍寄希望于景廉等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8月命景廉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而左宗棠仅负责转运粮饷，且还要受到袁保恒的牵制，这为西征人为地增加了困难。同时，清廷又陷入海防、塞防之争中。

战争起因

李鸿章、鲍源深等人力主海防，主张暂时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醇亲王奕譞在承认“严备俄夷尤为不刊之论”的同时，称赞“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河南巡抚钱鼎铭还在李鸿章支持下撤回了原在左宗棠西征军中的宋庆部。湖南巡抚王文韶则主张塞防，认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丁宝桢、吴元炳亦提出沙俄是清廷的心腹大患。

清廷廷议，初步得出海塞兼营的意见。在当年3月10日的谕旨中，清廷要左宗棠统筹全局、陈述己见，其中有“关外一撤，藩篱难保”，“闭关自守，势不可能”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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