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于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的胜利。
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进犯京师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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