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 上 (5-2)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过，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借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间各州县，农民耕种之家居十之五，衣食盐漕与工商各业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阶级，“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者也”。[盛枫：《江北均丁说》，同注（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其他各省州县，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贵族占田数额是很惊人的。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亦不稍逊。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页。）到太平天国革命之际，徐乾学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苏长州县还拥有千亩以上田产。与他同县的汪□，有田产三千余亩。吴江县庐墟的柳光薰，业田在四、五千亩之间。而与他同县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万余亩”。[（光绪）《吴江县续志》卷十九，第五页。]常熟县的庞钟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广粮产区，环洞庭湖各县，膏腴沃壤，也是多为官宦绅衿所占。湘南虽是冲田坡地，却也集中到大户名下。如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页。]又如衡阳，有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第五页。]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各县，地主占田之多，不亚于他处。如平南县的张姓、满姓财主，财富相埒，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畴，土田肥美。这里石头脚村的陈家大地主，高堂华屋，富夸一方，还有新墟，莫村等处的凌姓、罗姓等家，他们共占去了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清代农民田赋负担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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