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经方式:《通典》作“秦景馆受……伊存口授”,《画跋》作“秦景宪使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辩正论》谓:“秦景至月氏国,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经》。”在此,到底是伊存出使到汉朝长安,向伊存口授了《浮屠经》;还是伊存出使到大月氏,从而学习了佛经呢?《随书·经籍志》对此作:“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干脆不提谁到谁那儿去。看来初唐时,此事已模糊不清,故魏徵撰《隋书》便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的形势看,上述两种可能均不能排除。但比较各种史料,谓伊存出使汉朝的史料出现得较早,故学界倾向于《三国志》的记载。
“曰‘复立’者,其人也。”
《世说》等均作“复豆”。《酉阳杂俎》前集卷二谓:“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戈、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氏《复立经》是也。”均可证“立”乃“豆”字之形误。“复立”,即“复豆”,亦即“浮屠”、“佛陀”;《复立经》即《浮屠经》。
同一种身份,出现多种不同写法的音译名称,这说明:
(一)伊存虽依印度风俗口授佛经,景卢却依中国习惯把它笔录下来了;
(二)这种笔录本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抄本,从而产生了名称上的歧异。
综上所述:张骞凿空之后,随着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发展,佛教开始沿丝绸之路传入内地,其中于史有徵的最早传教活动,即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佛经亦同时传入内地,即伊存所授之《浮屠经》。这部《浮屠经》当时被笔录下来,并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一些互有歧文的抄本。该经后虽亡佚,但不少书籍保留了它的若干片断内容。可能是所据抄本不一,故保留下来的各片断亦有矛盾互歧之处。但不管怎样,《浮屠经》是可以考知的第一部汉译佛经,这一点可谓毫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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