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 (8-7)

无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禁开放，对外接触频繁，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动摇，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文字方面，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浅文理”（半文言）语言逐渐取代文言文而流传于民间；同时，白话文也日渐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见识的传教士感到，只有用“浅文理”乃至白话文译经，圣经才能在中国普及。“浅文理”译经最初成果，是新教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翻译的《新约》（1885年首版，1889年修订版）。继而又有包约翰（John S.Burdon）、白汉理（H.Blogde）合译的《新约全书》（1889）和施约瑟（S.T.Schereschewsky）翻译的《新旧约全书》（1902）。白话文译本有以下数种：“麦都思&施敦力译本”（1857）、“北京语《新约》译本”（1866）、“施约瑟《旧约》译本”（1875）、“杨格非《新约》译本”（1889）。在此前后，国内各地还出现一批方言译本，有的译了圣经全书，有的只译出部分经卷。译出圣经全书的有10种：“蒙古语译本”（1880）、“客家语译本”（1886）、“福州语译本”（1891）、“广州语译本”（1894）、“宁波语译本”（1901）、“厦门语译本”（1902）、“上海语译本”（1908）、“苏州语译本”（1908）、“兴化语译本”（1912）、“台州语译本”（1914）。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语言的“部落译本”。

无题：中国近代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当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1890年，英美各地来华传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集体翻译一部能为各教派通用的汉文译本，并成立3个委员会，分别从事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和国语和合译本的翻译。国语本译委会次年正式开始工作，至1904年译出《新约》，1907年出版，《旧约》于1919年印行面世。1919年2月，“国语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发行，很快传遍南北各省，销量远胜于其它版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唯一采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并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的出现也是西方传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结束。

无题：此后，中国圣经学者便开始了独立的译经工作。20世纪30至70年代，相继有“王宣忱译本”、“朱宝惠译本”、“肖铁笛译本”、“吕振中译本”等华人译本问世。由于圣经考古学的进展，人们对以往译本的某些经文产生了新的理解；同时，现代汉语的发展也要求更新旧译本的语言，这就呼唤着新的译本不断问世。1979年，适逢“国语和合译本”出版60周年之际，香港同时推出3个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和“圣经新译本”。其中“现代中文译本”影响最大。该书由许牧世主持翻译，1971年动笔，1975年译出《新约》，1979年译出《旧约》。翻译工作始终在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圣经大楼”里进行。期间参考了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包括自马礼逊以来的几乎所有中文译本。 正文中有不少脚注，书末还附有专用名词注释表、圣经年代表和若干地图。瑞士女画家包乐棠（A. Vellotton）为全书绘制多幅线条活泼的精美插图，使之大增异彩。1980年，为满足信徒和其他读者的需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影印出版“国语和合译本”的《新旧约全书》，1982年又与中国基督教协会联合重版。1989年，上述译本又以简体汉字横排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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