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17

怠政

壬寅之变后，明世宗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始，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止的二十四年时间里，只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正月、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正月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还曾有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上朝视事了。经筵亦被废止，皇帝与朝臣处于长期隔绝状态，创明兴以来皇帝怠政的新纪录。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明世宗以身体有病，不能出席在圜丘举行的祈谷大典，特地派遣武定侯郭勋代行礼。给事中叶洪认为这不合祖制，请求明世宗身体恢复后再举祈谷礼，不要遣官代行。明世宗则“以遣官代祭乃祖宗朝故事”为由，拒绝了叶的请求。史书记载道："上自即位，岁亲郊，其遣代实自此始。" [68] 凡事一开了头，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同年五月"戊午夏至，大祀于方泽，遣武定侯郭勋代。" [69] 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冬至大祀之典只有两天了。明世宗“偶有小疾”，就写信给礼部官员，说明情况，礼部很知趣，随即上疏请求遣官代行。这一时期遣官代祭虽屡有发生，但明世宗亲祀之事毕竟还较经常，只是壬寅之变发生后，才基本不参加祭祀大典，几乎完全由官员代行了。不视朝，不举经筵，不出席典礼，明世宗把自己禁闭在西苑的小圈子里，一意玄修，幻想长生不老。 [70]

明世宗的长期怠政，导致出现了严嵩专权的局面。“壬寅宫变”后，世宗躲进西苑，日祈长生，朝讲尽废。他虽然仍通过批阅章奏，掌握着军政大权，但朝廷日常事务却无法亲自处理。同时，整日忙于斋醮祈祷，和朝臣们极少会面，君臣隔阂亦愈益严重。严嵩极善迎合，嘉靖七年（1528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后，步步高升。嘉靖十五年任礼部尚书。他在改正祀典中，处处附合明世宗，赢得欢心。宫婢之变后，明世宗移居西苑，与外界接触极少，除方士外，朝臣中只有严嵩能够见到他的面。于是严嵩便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明世宗下的谕旨，他都尽可能不让别的阁臣知晓。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朝政。对于内阁最重要的票拟之事，严嵩更是抓住不放，不允许别的阁臣参与其间。严嵩此人机敏，善于揣摸明世宗的意向。他入阁时已六十多岁了，年纪毕竟大了，反应也渐渐迟钝。但他仍不准其他阁臣插手，而是让其子严世藩代行。内阁而外，严嵩对各府院部衙门也加紧控制。他遍引私人居要地，形成严密的亲信势力网，以掌握大权。严嵩父子窃取朝中大权后，贪赃枉法，疯狂地攫取财富。内外官员升迁任免，多以贿赂多寡而定。这就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朝政日益下滑，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就日益尖锐和严重了。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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