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奕訢（6子）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6]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瓜尔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索绰络·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苏完瓜尔佳·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7]

亲王议政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列强之国的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 [7]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端华、爱新觉罗·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协助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军机处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4] [41]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 [8] ，满足列强的要求、贯彻其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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