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宗族社团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二十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156]

妇女地位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五代末到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卖淫的代名词。 [157]

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北方的辽金两朝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 [158] ，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1]

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 [159] 。与西南的大理国保持“欲寇不得，欲臣不能”的关系，进行茶马贸易 [160]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朝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廷，挫败辽兴宗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而至， [161] 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朝，被拘15年，但仍不愿降金。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府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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