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

凡事一开了头，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同年五月"戊午夏至，大祀于方泽，遣武定侯郭勋代。" [69] 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冬至大祀之典只有两天了。明世宗“偶有小疾”，就写信给礼部官员，说明情况，礼部很知趣，随即上疏请求遣官代行。这一时期遣官代祭虽屡有发生，但明世宗亲祀之事毕竟还较经常，只是壬寅之变发生后，才基本不参加祭祀大典，几乎完全由官员代行了。不视朝，不举经筵，不出席典礼，明世宗把自己禁闭在西苑的小圈子里，一意玄修，幻想长生不老。 [70]

明世宗的长期怠政，导致出现了严嵩专权的局面。“壬寅宫变”后，世宗躲进西苑，日祈长生，朝讲尽废。他虽然仍通过批阅章奏，掌握着军政大权，但朝廷日常事务却无法亲自处理。同时，整日忙于斋醮祈祷，和朝臣们极少会面，君臣隔阂亦愈益严重。严嵩极善迎合，嘉靖七年（1528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后，步步高升。嘉靖十五年任礼部尚书。他在改正祀典中，处处附合明世宗，赢得欢心。宫婢之变后，明世宗移居西苑，与外界接触极少，除方士外，朝臣中只有严嵩能够见到他的面。于是严嵩便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明世宗下的谕旨，他都尽可能不让别的阁臣知晓。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朝政。对于内阁最重要的票拟之事，严嵩更是抓住不放，不允许别的阁臣参与其间。严嵩此人机敏，善于揣摸明世宗的意向。他入阁时已六十多岁了，年纪毕竟大了，反应也渐渐迟钝。但他仍不准其他阁臣插手，而是让其子严世藩代行。内阁而外，严嵩对各府院部衙门也加紧控制。他遍引私人居要地，形成严密的亲信势力网，以掌握大权。严嵩父子窃取朝中大权后，贪赃枉法，疯狂地攫取财富。内外官员升迁任免，多以贿赂多寡而定。这就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朝政日益下滑，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就日益尖锐和严重了。 [70]

崇道

明世宗入继大统之后，专以道教为尊，毁佛寺，逐僧人。嘉靖二年（1523年），世宗用太监崔文言，于宫中建醮。明世宗对劝谏皆不理会，频设斋醮，事无大小皆请于神，不验则请之再三，有验则行大醮以谢神佑。笃信方术，必然恩宠道士。明代自洪武年间即有很多受礼遇的道士，如张中、周颠仙、丘玄清、冷谦等。嘉靖朝在各地广度道士，仅嘉靖二十六年就度道士二万四千余人。 [75] 世宗朝受恩宠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胡大顺、蓝田玉、顾可学、盛端明、王金等道人方士皆受宠幸。嘉靖朝的奏章亦分“前朝”，“后朝”，诸司百官所奏者为前朝；道士方伎所奏者为后朝，前朝官员不得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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