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德（二子）

学术研究

从学术上讲，汉朝廷所立之五经博士均讲授“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按照当时实用政治的需要，穿凿附会地解说儒家经典，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是古文经学，古文经籍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而成的典籍。古文经典书籍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汉景十三王之一的鲁国恭（共）王刘馀“孔壁藏书”，另一便是河间献王刘德所收集之书。汉代学者训诂解释这些古文经籍，从而形成“古文经学”，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载：“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学者）参而考之，以成其学，谓之‘古学’”。鲁恭（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为扩建宫苑而拆毁曲阜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很多古文书籍。有些孔壁藏书竟辗转流传到河间王刘德手中，据宋元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宋陈普《河间献王》诗云：“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锄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周官》一书在地下埋藏千年之后，由于河间献王的缘故而重见天日，其功绩可谓惠及千秋万代。但两汉四百余年的时光，没有几位刘氏诸侯王能够修学好古的刘德那样的。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其在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的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的他心生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五宗世家》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汉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汤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圆七十里与百里的小国之王而夺取天下的古代贤王。汉武帝刘彻这样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刘德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用。

心灰意冷的刘德回到封国后，纵酒听乐，自我麻痹。四个月后，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

宋王安石《北行过河间》诗云：“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河间献王刘德进京进献典籍与雅乐反遭遇汉武帝冷落，可谓事出有因。从政治哲学上讲，武帝好儒也只是用儒学教民，治国之术则三代王道与春秋霸道并用、儒家与法家兼施。“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中央集权，规定诸侯国只收租税、不管政事，即分土而不治民。武帝刘彻有十三个兄弟被分封为王（世称“汉景十三王”），都须提防。武帝对诸王，大多“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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