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后果主义（一） (5-4)

然而，平等是否需要被加进这个表述，这是颇具争议的。许多人认为，纯粹的效用主义表述就有足够的平等主义蕴含。他们认为，即使目标仅仅是促进福利，而不是促进福利加上平等，也仍然存在虽然偶然但却非常广泛的人性事实，这些事实会推动物质资源走向平等分配（Brandt 1979）。

根据“物质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个人拥有的物品单位越多，增加一单位物品的获益就会越少。假设我要四处走动，从开始只能步行到后面有一辆自行车，或者我住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我从没有保暖的外套到有一件。相较于从9辆车到10辆，我从拥有第一辆获益更多，相对于从9件外套到10件，我拥有第一件获益更多。

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也存在例外。大多数的例外情况会是增加一单位的物质资源，会将某人推过某个重要的门槛。例如，能拯救某人生命的那种食物、药丸或空气，或者再获取一辆汽车能将一位有竞争力的收藏家推至第一名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某人置于临界值之上的一单位资源，它很可能与之前的任一单位是同样有益的。不过，一般来说，物质资源确实存在着递减的边际效用。

除了物质资源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之外，我们再加上一个假设，即从相同的物质资源中，不同的人通常会获得大致相同的利益。同样，这个假设也有例外。如果你生活之地气候严寒，而我生活之地气候炎热，那么对于同样的保暖外套，你的获益会比我多很多。

但是，假设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这里的冬天很寒冷，有很好的自行车道，并且没有公共交通。假设你有十辆自行车和十件外套（虽然你也不是在争夺自行车或外套收藏家的头衔）。同时，我很穷，既没自行车也没外套。那么，把你的一辆自行车和一件外套分给我，你由此受到的损害很可能会小于我的获益。只要社会中的资源分配不均，这种现象就是普遍存在的。无论这种现象出现在哪，只要一种道德在根本上强调不偏不倚，那么它就会面临要把富人的资源分给穷人的那种压力。

然而，也存在一些偶然但广泛的人性事实，这些事实支持的那种实践会导致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首先，更高水平的总体福利需要更高水平的生产率（想想提高农业生产率带来的福利增长）。在许多经济领域，为高效率的生产提供高物质回报，这看起来是提高生产率中可接受的最有效方式。有些个人和团体会比其他的更为高效（特别是在有激励方案的情况下），因此，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提供物质奖励的实践，就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所以，一方面，物质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带来的压力会支持更平等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提高生产率的需求带来的压力则支持激励计划，可以预见这会带来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效用主义者和大多数其他后果主义者发现，他们需要平衡这组对立的压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压力是关于资源分配的。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它关乎福利本身应该如何平等分配。近来许多学者认为效用主义对福利分配漠不关心。想象一下，在这样两个后果中进行选择，一个后果的总体福利较大但分配不平等，另一个总体福利较小但分配平等。一般认为，效用主义者会支持有更大总体福利的后果，即使其分配较不平等。

为了说明这一点，以人为的简单人口为例，只分为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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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会认为上面的选项2比选项1更好，并且可能会认为，这两个选项之间的比较表明，总是有压力支持更大的福利平等。

然而，正如帕菲特（Derek Parfit，1997）特别论证的，我们不能太过轻率。考虑以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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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平等是否如此重要，以至于选项3优于选项1呢？考虑帕菲特的一个例子，假设只有让每个人都完全失明才能实现视力方面的平等，道德会要求这样的“拉低”吗？甚至，在道德上难道这是可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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