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后果主义（一） (5-3)

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为了自身而有荒谬的欲望。假设我欲望数清楚这条路的草坪上有多少草叶。如果我能从这样做的行为中获得满足感，那么这种满足感就构成了我的利益。但是，单纯地满足我数清楚草坪上所有草叶这一欲望，这无法构成我的利益（Rawls 1971: 432; Parfit 1984: 500; Crisp 1997: 56)。

我们经过仔细反思后也许会认为，只有欲望具备某些内容时，其满足才能增加福利。例如，我们可能会认为，满足某人对快乐、友谊、知识、成就或其自主性等这样的欲望，才会确实增加其福利，但满足她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欲望，都不会直接有益于她（尽管她从这些满足中获得的快乐会）。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似乎是认为存在一个事物清单，它们会构成所有人的福利（Parfit 1984: 附录一；Brink 1989: 221-36；Griffin 1996: 第2章；Crisp 1997:第3章；Gert 1998:92–4; 阿内森1999a）。

只要有待促进的善属于福利，那么该理论就仍然是效用主义的。效用主义还有很多可说的。很明显，生活过得如何是很重要的。道德在根本上要是不偏不倚的，也就是说，在道德最为根本的层面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强者还是弱者，富人还是穷人，黑人、白人、拉美洲人，或是亚洲人等，这些人都是同样重要的，这一观念是极有吸引力的，如果不是说完全不可抗拒的话。而效用主义把这个同等重要可行地诠释为，在计算总体福利时，一个人的损益与任何他人的损益，只要两者相同就要做同样的计算，既更不多，也不更少。

3.其他需要促进的善

后果主义家族中的非效用主义成员是这样的理论，它们主张只根据后果的善性质来评估行为、性格特征、实践以及制度，但是这里的善并不局限于福利。“非效用主义”在这里的意思是“非纯粹效用主义”，而不是“完全非效用主义”。当学者声称自己是后果主义者而不是效用主义者时，他们通常是在表示：其根本的道德评价不只依据福利，还依据一些其他善。这些其他善是什么呢？最常见的答案是正义、公平和平等。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份（due）”（《理想国》第一卷）。我们可能会认为，人们的应份是什么，这是人们该有什么的问题，要么因为他们应得它，要么因为他们对其享有道德权利。假设我们将这些观点插入后果主义，那么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理论：评价事物的依据不仅是能产生多少福利，还有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其应得之物，道德权利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尊重。

然而，后果主义要是采取这种思路的话，其解释抱负就会受到限制。一个理论只是简单地预设的东西，它并没有对之做出解释。如果后果主义理论既预设正义是由这样那样的要素构成的，还预设正义是需要被促进的事物之一，那么它就并没有解释正义的成分为什么是重要的。它既没有解释什么是应得，也没有解释道德权利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决定这些道德权利的内容。但对于后果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太过重要、太有争议，不能留下这些问题不做解释或者保持开放。如果后果主义要提及正义、应得和道德权利，那么它就需要分析这些概念，并辩护它为什么要给予它们那类作用。

对公平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后果主义理论预设了公平的论说，并且只是简单地规定要促进公平，那么该理论并没有解释公平。但公平（像正义、应得和道德权利一样）对于后果主义是一个太过重要的概念，不能不做解释。

后果主义者应对正义和公平的方式之一是，主张正义和公平就在于符合一组得到辩护的社会实践，并且这种辩护就在于它们通常能促进整体福利与平等。实际上，这种主张或许就是在说，人们有什么样的应份，有什么样的道德权利，公平与正义有什么要求，都要符合任何会促进整体福利和平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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