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三） (4-4)

[24] [26] 中译文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75页、第414页。

[28] 其实在这一点上，德里达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主体的整体不在场和一个被表述对象的不在场……并不阻碍‘想说’（vouloir-dire）的行文。相反，这种可能性使得‘想说’本身诞生，使人们听见它并使人们去读它”（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118页），他甚至认为，“从来没有过知觉，而‘体现’（présentation）是一种把再现作为其生死来欲求的再现的再现”（同上，第132页）。因此，亨利的批评也适用于德里达。

[46]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很容易把亨利的“生命的语言”与海德格尔的“道说”混同起来，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自身给出、自身言说的，同时它们又向着我们言说，使我们有可能开口说话。它们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言说对现实的肯定与否上：“从青年黑格尔到海德格尔，正如科热夫试图进行的综合所表明的那样，都存在着同样的预设：把语言预设为否定，预设为对现实的放弃和牺牲”（Michel Henry, “Material phenomenology and language (or, pathos and language)”, pp.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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