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五、结语：“革命的语言哲学” 何以可能?

总体来说，当代激进左派对维特根斯坦理论的阐发与重构是深刻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政 治 - 经济形势下，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中的多元化格局使规范性问题被提到了政治理论的前沿; 另一方面，在后福特制与 “灵活生产”条件下，“语言游戏”已经不仅是理论假设，而是占据重要地位的 现实生产方式。借此契机，反思与批判占据话语及意识形态空间的规则、规范与语言游戏问题，客观上促成了当代激进左派将理论视野锚定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等人拒斥维特根斯坦，把他视为实证主义 “单向度哲学”的代言人。 ( 参见马尔库塞，第 136 - 158 页) 相较于前者，当代左派反过来挖掘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潜在的激 进主义的 “微言大义”。他们在抵抗建构主义的基础上，重释维特根斯坦的 “遵守规则”悖论，从而在共同体 - 社群主义之外寻求到规范性的保障，在反还原论的维特根斯坦主义前提下，推演出规则自 身的不可避免的消解张力，这为维特根斯坦所倾向的 “寂静主义”找到了激进的出路，即维尔诺意 义上的 “顺势疗法”，它实际上揭示了规则背后元语言自身崩溃的潜能。在此前提下，维特根斯坦 “让一切如其所是” 的主张就不再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是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而是尊重矛盾自身演 化的激进倾向，正如齐泽克所说的，“什么都不做是最激进的做法”。

与之相关的是激进左派在 “语言游戏”的运作中找到了偶然性接合的事实 ( 拉克劳和墨菲) ，语言游戏由此被拓展到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批判的语境中，偶然性构成了占据意识形态霸权的重要环节。在这种态势下，如何构建主体行动的意义空间就成为摆在当代左派面前的切实问题。问题的关键 在于语言背后，在维特根斯坦的 “可说”与 “不可说”之间。如果说康德的划界为伦理和美学留下 了空间，那么在激进左派哲学的语境下，维特根斯坦对 “可说”与 “不可说”的划界则为激进的行动打开了局面，而激进行动的激进之处正在于它的自为性—— “为行动而行动”，这种斗争的精神将 构筑新的普遍性。

但是，当代激进哲学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阐释，把语言建构 - 结构中的偶然性放大到了极致，从而把绝对的偶然性视作最为客观的规律性。这是当代左派惯用的伎俩，即将认识论上的无能转化为本 体论上的、必然的不可能性，他们由此抹杀了因现实社会内在的结构性张力而展开的所蕴含的真实客 观规律。这种对维特根斯坦 “语言”的激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话语分析的地位，但最终没 有突破后者所框定的理论范式。尽管如此，当代左派所塑造的 “激进式维特根斯坦” 在方法论上， 为语言哲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政治学路径，这在理论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不同于一些学者，如吉 登斯、哈贝马斯以及温奇等，对维特根斯坦理论所作的建构性政治学阐释，当代左派挖掘出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解构性特质，强调的是语言、话语中的断裂性要素，由此也在哲学范式上打开了新的视野：在语言哲学自身中，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之外寻找新的社会规律性，这为我们进一步 在语言哲学中发掘激进政治潜能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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