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伽罗瓦的弟弟转交给刘维尔的这些论文,曾引起刘维尔和另一位科学院成员纪尧姆·利布里(1803—1869)之间的著名争论,它反映了当时的数学研究状况(Ehrhardt 2010)。《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的数学著作》终于在1846 年发表在《刘维尔学报》上。著作包括被科学院否决的论文《关于用根式方程的可解性条件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一些新版本以及在 1832 年伽罗瓦死后出版的《致奥古斯特·谢瓦利尔的一封信》。刘维尔没有公开宣传,而是撰写了一篇用崭新框架来刻画伽罗瓦的“序言”:他参与政治活动是被人含糊其辞地诱导的,而且让他“分心”;另一方面则充分强调了数学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不同于以往的评论,从其论题和文脉重点来说,应属于科学传记体裁。因此,1846 年之后,所有的元素——一个广为专家们研读的权威著作版本,以及一篇不仅确立伽罗瓦的研究正统性,而且在一个符合新专家读者群期望的解释性框架内对他加以定位的序言——都充分证明伽罗瓦可以“成为”一个数学家。
但出版物只是 1846 年之后伽罗瓦作品成功面世的原因之一,这在更大程度上还是要归功于当时数学研究界的关注,使其作品的价值得以彰显(Ehrhardt 2010)。尽管科学院在 1831 年递交了否定报告,但是像刘维尔这样素以科学严谨而享誉世界的数学家是有能力消除人们对伽罗瓦著作价值的任何疑问的。出版之后,该研究成了一个有趣的数学主题,也成了个人学术研究的一个题材。例如,我们了解到,德国数学家卡尔·雅各比在读过《刘维尔学报》后,致信伽罗瓦的弟 弟并询问详细情况 (Kollros 1949, pp.17- 18);克罗内克在信中表示,他在巴黎逗留时和刘维尔谈论过它 (Petri and Schap-pacher 2004; Schering1885)。所以,学生应该读读伽罗瓦,他的著作奠定了新数学知识产生的基础。例如,勒琼·狄利克雷曾指导当时还是学生的克罗内克研究过这一问题(Petriand Schappacher 2004);约瑟夫·伯特兰说刘维尔曾举办过有关“伽罗瓦的发现”的一个研讨会(Bertrand 1899)。各种各样的教科书都推荐研读伽罗瓦的著作(Anon 1849, p.452;Price 1857; Serret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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