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从几个方面具体刻画器官学的特征。第一、“广义器官学力图建立一种技术生命(technical life)理论。这里,技术生命可以理解一个过程,它的进化不仅是相对的生物学进化,而且是心理-社会-技术学(psycho-socio-techno-logical)的合成进化”。(Stiegler, 2020, p. 73)人是技术生命,这意味着人不仅是自然物,而且是技术物。人的进化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进化,同时是技术学意义上的非遗传进化。人从不赤手空拳参与生存竞争,而总是辅以技术工具。斯蒂格勒把这种非遗传进化称作“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sis),并在此基础上大胆使用“人工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以区别于“自然选择”。(see Stiegler, 1998, p. 176)器官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技术生命的此在,它的生命离不开人工器官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是有机的/器官的(organic),更是器官学的(organological)。
第二、器官学是对进化生物学的补充。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过程。器官学并不否认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但认为它不足以解释人类进化的特殊性。与其他灵长类不同,人并不纯粹依靠本能生存繁衍,而是以技术为中介与环境打交道。人体的边界不是皮肤,而延展到身体之外的工具、语言、制度等人工器官和社会器官。人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技术主动构造的,并且可以世代传递。技术构成了人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小生境”(niché),即“技术小生境”或“技术生态位”(technical niché)。斯蒂格勒写道,“这些[后遗传(epigenetic)事件的]保存规定了与环境的关系,规定了整个变异选择过程,特别是发生在皮层层次上的变异。”(ibid, p. 177)总之,技术作为人工器官参与着自然选择,影响着对遗传变异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器官学是对进化生物学的补充。
第三、器官学的核心任务是说明器官学之物(the organological)与有机物/器官物(the organic)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孟强|技术的器官学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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