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与数学及上帝（二） (5-4)

（2）在《沉思集》中，当确定了我思以及真的标准后，笛卡尔也并没有立刻转移到对数学问题的讨论上，而是立即进行上帝存在的证明。对真的标准的确定是在第三个沉思开始时进行的。

在第五个沉思中笛卡尔才对数学进行正式处理。此时，笛卡尔已经牢牢确定了我思和上帝的本质与存在，并且在第四个沉思中划定了人的知识范围、寻找到了避免犯错的方法。而此时数学作为清楚、分明的观念之所以为真，是因为我思和上帝保证已经建立，真的标准也已确立，数学观念被确定为天赋观念。也就是说，仅仅凭借《规则》中的方法论不足以寻找到确定性，只有通过首先确定我思（这样可以通过普遍怀疑率先排除感官性的东西和物理学的对象），并通过证明最完满上帝的存在而确保数学观念在心灵中的确定性。无论我思还是数学都是有限的，只有通过上帝的保证，才能真正确定事物的本质，确定永恒真理。上帝创造了数学真理并将其铭刻在人类心中。正如笛卡尔自己在第五个沉思中所说的：“（当我在思考三角形的本性时）只要我把我的心灵之眼（mentis aciem）移开证明，尽管我仍然记得我（对三角形的本性）感知的很清楚，然而如果我不知道上帝，则很容易陷入到对其是真的怀疑之中。因为我能够使自己确信我天生被做成了这样，即它有时容易在一些我认为我非常明白地感知的东西上出错。” （AT VII:22-23, CSM II: 48）

换而言之，无论我思，还是数学，作为有限的实体或者观念，都不足以构成永恒确定的真理，所谓的“理性之光”不能成为永恒真理确定性的基础。只有通过真正无限而完满的上帝为保证的第一哲学体系才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知识大厦。[24]

然而还有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笛卡尔不直接从上帝开始建立第一哲学体系呢？从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这是因为虽然《沉思集》构成了对于《规则》的反思，然而却并没有改变《规则》开篇所揭示出的新知识论的抱负：以数学式的新方法统一诸门科学研究。这一理念势必要求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应首先排除千差万别的感官世界，而普遍怀疑对于感官和想象的怀疑，就是为这种排除做准备的。这种思路与亚里士多德主义针锋相对。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数学和物理学的新形而上学基础才能够确定，从而才能摧毁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原理。[25]

2、 需要第一哲学和上帝，使数学得以应用于物理学，实现心对物的认知

虽然在《规则》的第十二个规则以及其它规则中，笛卡尔讨论了将数学以及所谓的普遍科学运用于形形色色的事物而完成统一知识论的具体方法（即通过秩序和度量而将万事万物化简为数学关系），然而如果我们借助《沉思集》中的普遍怀疑去追问《规则》中的普遍科学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则立刻可以看出，《规则》并不能真正说明这种应用的正当性，因为无论讨论“理性之光”还是“直观”都属于心灵，因而普遍科学作为方法论和规则、作为心与物的中介，其保证心灵能够认识万物真理的根据并不牢靠：我们凭什么认为头脑中的数学运算是正确的呢？我们又凭什么认为将数学运用到物质性东西的存在上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与心灵完全不同的物理学真理呢？显然普遍怀疑使我们发现，物理学的对象是值得怀疑的。因而笛卡尔通过在《规则》开篇宣告科学研究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于感官经验和事物千差万别的不同表象，则心与物就被划分成两个隔绝的世界。对此，A.Schuster立足于《规则》的写作史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指出笛卡尔一方面构思着普遍科学的方法论，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的物理学研究中却无法使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他放弃写作《规则》的重要原因之一。[26]因此，既然对数学真理的研究并不包含感官性东西的存在，则两者的结合，以及数学运用于感官性东西就成为问题。两者的结合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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