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40年至1650年这两个百年,前一个百年大致与古典科学和新的人文主义兴趣初始阶段相对应,后一个百年正好与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波雷里(Borelli,1608-1678)、波义耳(Boyle,1627-1691)和牛顿(Newton,1642-1727)的机械论科学获得普遍接受之前的一段时期相对应。在今天看来,把“科学”从神秘的兴趣中分离出来很容易,但在当时许多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牛顿和开普勒(Kepler,1571-1630)的著作,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1574-1637)和约翰·狄(John Dee,1527-1608)的著作一样,都表现出对嬗变的真正兴趣和对宇宙和谐的探求。在当时,有关自然法术和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真理的论战,与那些更为人们熟知、有关是否接受日心体系或血液循环学说的论战同样重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p2-3)
遵奉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一种特征,但不能简单归纳为还原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或者盖伦以本来面貌,古代后期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神秘学以及赫尔墨斯原著的复兴,对作为人文主义运动一部分的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首先存在于数学中,然后存在于对自然法术的广泛兴趣。对《赫尔墨斯全集》(Corpus hermeticum,1460)等神秘的宗教著作的讨论,似乎证明了16和17世纪的学者中对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这一主题的追求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提倡通过新的观察证据对自然进行一项全新的调查研究,就包含在这种传统之中。定量方法在近代科学兴起中起重要作用,数学的影响显得特别明显,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传统蕴含着对自然界统一性的信仰,与此对应的是大宇宙-小宇宙关系真实性的信仰,对人是按照大世界的形象创造的观念与对人和大宇宙之间确实存在一致性的信仰。人们相信天上世界与地上世界确实存在一致性,这使占星术变得合理。基于赫尔墨斯派的作品,人类被视为巨大生命链上具有天赋的链环,由于接受了对神的皈依,而不止是被动地受星体的影响,因而可以受超自然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超自然。(p6-9、16-18)
对帕拉塞尔苏斯等人来说,自然法术与腐朽的巫术相去甚远,它通过在神创的自然界中探求神性真理而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自然法术师们看来,亚里士多德显示出许多错误,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仍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任何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宁愿喜爱无神论的亚里士多德而不喜欢这种新的虔诚学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研究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探索。(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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