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没有科学依据表明精确的历法能够提升仪式效果、增进农业产量或改善政策的影响,也没有科学依据表明,皇家祭坛大光明殿是仿照幻方[2]建造的。人们相信,在大光明殿中,天子能够通过神秘的数字仪式沟通天界秩序,为人类的繁荣带来福祉,这算得上是一种类神学信仰,认为天体运行的规律——也就是数学规律——能够用来模拟自然界、政治乃至人体中的一切现象,宏观宇宙与微观生命彼此映照,阴阳在一幅数学构建的和谐图景中交织相融,昂贵的设备、人事设置、官僚体系、辩论、竞争——这一切无不彰显着数学那近乎神圣的权威地位,结果,无论古今,往往都是因为不切实际地夸大数学模型的实用性,而导致了对其价值的高估。
在古代中国,如果把这些理论被伪科学利用的责任推给那些研究历法的专家,是说不过去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评估假设和理论的科学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作为一个正式化的、启蒙运动之后的概念,在当时其实并不存在,但如今我们可以大致区分科学与伪科学、天文学与占星术,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阴谋论者的假设性理论,本质上并不是伪科学,阴谋论可以是一种消遣——甚至是富有启发性的奇思妙想,只有当其从虚构上升为没有足够证据的事实时才成了伪科学。
罗默相信自己的同行们知道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真相,但不愿承认,“如果你让人们放下防备,他们会说自己正在玩一场大游戏,”他这么跟我说,“他们会说:‘保罗,或许你是对的,但这有损我们的形象,会让我们难以招揽青年人才。’”
要求坦诚相待无可厚非,但这以经济学家理解数学模型与科学合理性之间微妙的联系为假设前提,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这种联系显而易见——就像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历法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1999年,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思考经济学为何在科学性上优越于其他社会科学时,他解释说,经济学“拥有比政治学、社会学更优秀的生源,而且经济学课程对数学要求更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Lives of the Laureates)(2004年)中,罗伯特·卢卡斯激情地谈及数学的重要性:“经济学理论就是数学分析,除此之外的,不过是图表和讨论而已。”卢卡斯对数学的极端崇拜让他选择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几乎可以说是对经验科学的颠覆:
构建理论模型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但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忽视一些事实证据和其它理论,这确实不容易——事实胜于雄辩——有时我的潜意识会替我完成这种抽象过程,我几乎看不到一点数据或其它理论。
即使对于那些认同罗默看法的人来说,利益冲突仍然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持怀疑态度的占星师会质疑皇帝对他们模型的信任呢?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哲学家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Hausman)在一次电话会谈中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否定了理论的力量,你就把经济学家拉下了神坛,他们不想变得像社会学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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