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心理意象也经常被用在画框中。在1950年的美国电影《哈维》中,由吉米·斯图尔特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酒鬼,他幻想出一只六英尺三英寸半高的兔子(或者叫布卡)。我们看不到任何人,但吉米·斯图尔特这个角色显然看到了。最重要的是,所有有关想象中的兔子的场景都被框起来,仿佛里面真的有一只兔子。所以,当我们看到吉米·斯图尔特这个角色坐在扶手椅上与哈维交谈时,这个镜头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他身边真的有一个六英尺高的生物。这种构图在美学上是相关的,它的选择显然依赖于观众的心理意象。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有一个相当好的想法,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心理意象-吉米斯图尔特字符提供了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哈维所谓的外观。但是有一些例子,我们处在一个不那么幸运的认知情境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布努埃尔的《白日美人》 ,在这部影片中,中国商人向凯瑟琳·德内维尔(Catherine Denevue)这个角色展示了一个小盒子,她显然对盒子里的东西很着迷。她看到了,他也看到了,但是我们,观众看不到。有一个嗡嗡的声音从盒子里传出来,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里面是什么。我们有一个非常不确定(交叉触发)的可能在盒子里的视觉心理图像-无论在盒子里是故意留下的不确定。法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经常以这种方式使用心理意象,以至于他甚至把这种使用心理意象作为一个“好”导演的标志(或者,用他的话说,一个电影摄影师,而不仅仅是一个导演) : “不要展示对象的所有方面。不确定的边界”(Bresson 1975/1977, p. 52)。
多模态心理意象成为20世纪6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电影的标志。在他的一些电影中,让-吕克·戈达尔主要用声音作为触发视觉心理图像的提示。布列松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使用声音的,他们在理论著作和采访中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使用声音的方式。正如布列松所说: “只求的眼睛使耳朵不耐烦,只求的耳朵使眼睛不耐烦。利用这些不耐烦”(Bresson 1975/1977,第28页)和“火车头的汽笛在我们整个火车站留下了印记”(Bresson 1975/1977,第39页)。这里是安东尼奥尼给出的多模态心理意象的教科书定义: “当我们听到一些东西,我们在我们的头脑中自动形成图像,以可视化我们所听到的”(安东尼奥尼1982年,第6页)。布列松和安东尼奥尼都使用多模态心理意象,这是不确定的,也是非常情绪负担。作为对这种高端过度杀伤力的平衡,需要强调的是,多模态心理意象也可以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使用,并仍然具有审美相关性。正如雷德利·斯科特在《异形》三部曲的访谈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异形》很少出现在电影中,因为心理意象比看到它更可怕。这个普遍的信条已经被用于悬念很长一段时间(从希区柯克电影到大白鲨)。最后,《老友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笑话,讲的是住在街对面的一个丑陋的裸体男人(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 ,这个笑话清楚地利用了多模态心理意象。
5.2音乐中的心理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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