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理论（二）

4. 古典晚期：中世纪语义学的来源 Late classical sources of medieval semantics

Augustinus（354-430）

奥古斯丁的作品混合了斯多葛派、怀疑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元素，同时包含了一些新的理念。其对语义学和符号学的重要贡献在于：（1）对词作为符号（sign）给出了清晰定义；（2）他对符号的定义首次将自然索引符号（natural indexical sign）和规约语言符号（conventional linguistic sign）两种都包括在内，作为一个更加通用的符号概念的下类。其将符号定义为：

something which, offering itself to the senses, conveys something other to the intellect

奥古斯丁对意义的解释包含四个元素：（1）the word itself，也就是发出的语音；（2）thedicibile，即被心灵感知到并存留于心的；（3）the dictio，一般使用意义上的词，既包括词本身也包括其在心灵留下的结果；（4）the thing signified (res)。他对dicibile的定义似乎是lekton和Phantasia logike的混合。

奥古斯丁强调语言的交流和使用，这从他的vis verbi（force of word，“词力”）这一概念就可看出，这一概念定义为“efficacy to the extent of which it affect the hearer”。

奥古斯丁在De trinitate中提出所谓verbum mentis（mental word）的理论，认为“内在词”（interior word）才是真正的词，说出来的口语词不过是其符号或声音。他认为思想（cogitationes）是通过心理词进行的，而非口语词，心理词属于一种“nullius linguae”，而不属于任何一种单一语言。

在心理词和口语词之间还另有一个言语层面，即口语词的映像表征（imaginative representation），或者说声音映像（imagines sonorum），这一概念和索绪尔（Saussure）提出的image accoustique有着紧密对应关系。

Boethius（480-528）

波爱修斯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翻译（尤其是《解释篇》）和评注几乎成为后来中世纪了解亚里士多德语义学的唯一来源。波爱修斯的评注主要对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作了一些修改完善，并且对后来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读也有很大影响。波爱修斯强调语言的规约属性，认为意义是通过一种“施加”（imposition）行为建立起来的，去“指称”（signify）就是去“建立一种理解”（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在对《解释篇》的评注中，波爱修斯详细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四元素：scripta，voces，intellectus，res。他称之为ordo orandi。他对这几个元素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亚里士多德基本相同。

他区分了言语的三个层面，除了书面语和口语之外，还有一种心灵语言（mental speech），思考就是通过心灵语言进行的。心灵语言不是通过任何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构成，而是通过“跨语言习惯”（transidiomatic）或甚至非语言的心理概念组成的，它们对所有语言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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