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和其它章节的不同之处在于,本章的内容如同戏剧一样展现,由一群演员完成,甚至有一个主舞台(维也纳),因此历史拾遗将会十分冗长。但我们仍需作如下两番表述:一是简单泛化的危险之处,二是关于我们这一故事的余波。回顾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30年代中期在欧洲中部的早期分析哲学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是纯粹的兴奋和新的突破。当然不只是维也纳,在柏林、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以及中欧之外的斯堪的纳维亚、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有活跃、极为聪慧、有着科学思维的哲学家。许多人接受的并非哲学训练,或是在哲学之外又接受了科学或数学训练。他们的基调是反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和非常广义的证实主义。但一定要认识到,即便是在维也纳学派内,也有很多外围的影响和人物,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本人(世纪初证实主义的一大成果是石里克1915年的“相对论的哲学意义”,写作此文时他与爱因斯坦有密切交流)。由于相对论对“康德主义”心智—世界关系图景的明显破坏,科学哲学家们回到了自己的画板中,传统主义,对科学理论的不确定以及证实主义得到了探索。各种学说百花齐放,而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经常听到“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一个如今已经死去且被埋葬的单个学说的说法,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果我们关于记录语句的故事助长了这一错误印象,那我必须警告你千万不要认为本章已经在总体上总结了这一运动。当维也纳学派和科学哲学主要在欧洲大陆上的活动因纳粹的崛起和战争结束时,大多数人,如我们所说,纷纷选择了移民:有些人前往英国,许多人去了美国。最终去了美国的那些著名人士你可能在阅读本章之前就已经耳熟能详,他们是卡尔纳普、费格尔、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n)、菲利普·弗兰克、魏斯曼和亨普尔(还有柏林的科学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还有两位逻辑学巨匠——库尔特·哥德尔,他来自捷克的布尔诺但在维也纳取得博士学位,以及华沙的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也与维也纳学派关系密切,并都最终去了美国。这些人的写作与教学塑造了美国的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维特根斯坦来自维也纳一个极为富裕且显赫的家庭。1908年,青年的他前往英格兰学习工程学,后来转向数学与逻辑学的基础并见到了罗素。罗素几乎立即意识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天才——这份冲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不仅被维特根斯坦所影响,甚至还一度被震撼到停滞的地步。1913年他前往挪威从事哲学工作,又因家族对他的批评回到维也纳。他在一战中勇敢地为国效力,在奥地利战败、他沦为战俘后,他于1919年把得到的绝大多数遗产赠与了他的兄弟姐妹们(或者说,他仅存的兄弟姐妹们;有至少三个兄弟在1918年前就已经自杀)。《逻辑哲学论》在1921年出版(1922年有了英译版本),之后维特根斯坦很快远离了哲学,离开了维也纳。1926年,在他于一所乡间寄宿制学校的教师生涯以一种有些悲惨的方式结束后,他回到了维也纳和哲学领域,偶尔同维也纳学派的元素会面,他们对他的《逻辑哲学论》印象极为深刻。在维也纳的几年间,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他姐姐玛格丽特一所房子的设计与建造出力良多(这所房子至今仍作为保加利亚大使馆供人参观)。同时他在剑桥的哲学界朋友鼓动他回到英格兰,他在1929年这么做了(见第11章的“历史拾遗”)。如我们所说,艾耶尔在1933年访问维也纳,大致和另一位青年,来自美国的W.V.奎因访问维也纳的时间一致(卡尔纳普当时已在那里取得了教授职位)。对于在那里见到的哲学,奎因像艾耶尔一样印象深刻,但在1936年,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出版那一年,奎因出版了他的“约定真理(Truth by Convention)”,在其中提出了彻底的反对卡尔纳普和其他人的案例,即并不存在因约定而为真这种事物,并且更狭义地说,约定不能阐释逻辑。奎因和其他人一样,同意证实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抨击是正确的——否认直觉的权威,否认存在复合的先验真理,否认存在任何本体的知识,保留的是经验。但是他对广义的分析性表示怀疑,他会将其发展为一种更为激进的经验主义,最早出现在1951年他著名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有些人会说奎因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并不是证实主义者,但他许多最深的信条和维也纳学派的元素一致,并且他一些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反对它们。我们将在第10章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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