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神之热枕（三） (3-1)

从这个角度看，"启示（revelation）"概念明确无误地属于智人的等级世界。它在领主与附庸的封建关系和客体与主体的认知关系之间建立了类比，明确强调领主和客体的首要地位。根据这一模式，接受启示相当于附庸被动的极端。在其他情况下，人们会说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邀请。在以贬低为特征的文化中，这种模式在社会学和认识论上失去其合理性的原因一目了然。纯粹接受主体的概念在逻辑和经验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主体无法回答客体的天使：'愿它如你所说'；相反，它知道它将自己的'可能性框架'印在其所体验的一切客体上。由于这个以及其他原因，可以被支配和被动接受的启示的观念就到到了危机的地步。无论向主体传播什么，也无论传播者是谁，如果没有接受者之贡献，就无法想象它的存在。至于是否会像某些建构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况会发展到接受者至上的地步，我们拭目以待。

“主体转向（turn towards the subject）”不仅使启示本身去被动化（depassivize）——它还使启示日益摆脱狭隘的宗教背景：启示不再像圣典那样，仅限于超验的发送者的独特声明——它现在随时随地都在发生，首先是由于世界之开放性 "清除"了自身[11] ，其次是由于启蒙和有组织的研究推进了以前被掩盖的东西的被迫披露。现代科学产业和艺术创作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仅仅接受启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积极的理性文化的推动下，与古代和中世纪的被动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立，这种对立正等待着旧的启示概念的倡导者去理解。旧观念的拥护者们面临着一项任务，那就是承认他们是多么严重地高估了宗教启示作为万物本质的关键，而低估了通过生活、科学和艺术中的认识对世界的照亮。这就给神学带来了学习的压力，因为它决不能让与另一面的世俗知识的联系中断。如果宗教启示的信条与非宗教的世俗启示没有一定的衔接，宗教徒的思想就会被非理性的武断所占据。这与 "信仰"的概念直接相关，因为通过逐步的现代化，主动（active）的方面不仅相较于被动（passive）的方面而增长，而且相关于被动的方面而增长——直到最后可以清楚地看到 "信仰的意志"是多么强烈地主张高于信仰的天赋（gift）[12]。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展开论述，即通过激进主义动机渗透宗教会导致宗教改革——或者同样地，每当有人试图重新强化被动性时，"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这一思想史意象就会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大部分大众文化，尤其是其骇人听闻的一面，都可以被视为乃一种不公开的反改革部分之一：这就是为大肆宣扬的 "宗教回归（return of religion）"铺平道路的原因。所有旨在恢复被动状态的规划都表明，对信仰的意愿乃一种怀恋被压倒的渴望。马丁-莫斯巴赫（Martin Mosebach）说：我们用膝盖来信仰——"或者我们根本就不信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膝盖将成为真正的天主教器官，而高高举起的心只能屈居第二。

总之，我认为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今后将不再局限于宗教科学。相反，一般文化科学领域最终必须扩大其管辖范围，以涵盖宗教领域；与其说是人文学科之年，[13] 不如说是文化科学之世纪。一旦学会将跨文化知识宝藏转化为可投资于所有现存文化的活生生的资本形式，文化科学的精神使命就会变得十分明确。作为一门共存（co-existence）的科学，文化科学将是全球普世主义的真正调节器。它有责任说明为什么文明之路是唯一一条仍然开放的道路。

参考

1. 本文仅作翻译，不代表译者立场.

2.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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