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一门严格经验科学的理论框架内,系统的概念只能在形式上描述各种功能间相互依存的联系,就此而言,各种功能要被阐释为社会行为变量之间的某种关系。系统概念本身相对于被分析的经验领域始终是如此外在,就如同那些用来解析这个经验领域的理论命题一样。针对分析—经验的操作方式所作的规定,除了用假设性命题,亦即凭借在经验科学中有用的计算建立一种演绎联系所要遵守的形式逻辑规则之外,就只还包含这样的要求,即人们要如此选择简化过的基本设定,以至于这些基本设定让人们能够对有经验意义的法则设定进行推导。有时候人们说,理论和它的运用领域必须是“同构的”。但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已经在误导人了。因为我们原则上并不知道,科学范畴与现实的结构之间是否在存在论意义上相互符合。理论都是有秩序的图式(Ordnungsschemata),我们在一个受句法约束的框架中随意建构着这些有秩序的图式。如果现实的多样性能够适合这些理论,它们就证明自己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领域是有用的。因此,就连分析哲学的科学理论也能坚持统一科学的计划——人们推导出来的法则假设,能够在事实上跟经验的一致性相吻合,这在原则上只是偶然的,并且这种吻合本身始终是外在于理论的。任何不满足于此的反思都是不可接受的。
是一门辩证的理论造就了这种不满足。这门辩证的理论怀疑,科学在面对人们所营造的这个世界时,是否应当无差别地予以对待,正如在各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取得成功时所做的那样。各门社会科学必须预先确保其范畴能够适合对象,因为协变量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才跟有秩序的图式相适应,而有秩序的图式并不涵盖我们对于社会的兴趣。制度上固化了的关系,以及同样多的经验规则确实都纳入了社会科学模型的网络之内;而且这类分析的经验知识也确实使得我们有能力,在认识到相互独立的依赖性之后,在技术上像掌握自然那样掌握社会的各种数量。但是一旦认知的旨趣超出了对自然的控制,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超出了对自然原生领域的操纵,那么系统相对于其应用领域的无差别态度就转变为对客体的扭曲。为了追求普遍的方法论,对象的结构被忽视了;而当理论无法穿透对象的结构时,理论就把它判定为无关的。在自然的领域,关于真正认识的琐碎之处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然而,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如果说被卷入认识的主体被困限在他想要分析的领域之中,那么就是客体在复仇。主体只有在如下尺度上才能把自己解脱出来,即他必须将社会的生活语境理解为整体性,甚至连他的研究都一并规定了的整体性。同时,社会科学也就丧失了在选择范畴和模型时的所谓自由。现在它知道,“它掌握的不是毫无条件限制的数据,而是只能使用那些经过社会整体性联系形成结构的数据”。
尽管如此,理论在其建构时,和在其概念的结构中,有着应当要以事实为衡量的要求,亦即有着事实应当根据其重要性在方法中发挥作用的要求。这一要求不可能以反映论(Abbildtheorie)的方式,而是只能以辩证法的方式予以兑现。只有当人们选择的范畴不是始终外在于某个对象时,科学仪器才能打开这个对象,人们必须事先就对它的结构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这一循环不会被通往对象时验前的或者经验的直接性所打断,而只会在联系上社会生活世界的自然阐释学时得到辩证地彻底思考。对意义的阐释学解析取代了命题之间的假设式—演绎式(hypothetisch-deduktiv)联结。被预先理解的范畴明显地凭借其在发展了的语境中所处的相对位置,逐渐获得其确定性,而不是靠将象征和意涵进行无论怎么反转都毫无歧义的排列。呈现相对形式的概念让位给这样一些概念,即有能力同时表达出实体和功能的概念。甚至在主观地筹划如何使用科学装置时,这类更为灵活的理论反身性地体现出,这些理论本身始终是客观语境中的要素,反过来,这些理论也还是要对这个客观语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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