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囯的哲学中的两个教条的批判（二） (5-1)

这种教条已经成为支持哲学家的防线，使他们在象牙塔里感到自在，而不关心社会实践和实际现实中提出的哲学问题，特别是那些由新兴技术和社会改革提出的问题。中国哲学家对欧洲的访问在几个方面具有参考意义：当中国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英国时，他们发现了兰·肯尼迪（Kennedy 1985）写的一篇题为“医生、药丸和15岁的女孩：医学伦理和法律的案例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篇文章，它是如此的实用，也非常有创意。肯尼迪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即医生应该为这个15岁的女孩开出受孕药，并严格论证了医生对她/他的病人的义务以及如果他/她拒绝开药的可能结果。肯尼迪的论文，连同英国哲学家和律师撰写的其他论文，导致了对限制女孩获得避孕药的年龄为16岁的法律规定的修订。这一事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哲学家能够说服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或法律规则制定者，并改变他们的决定，那么哲学就可以改变世界。然后，中国的哲学家们参观了卡尔·马克思的坟墓，在坟墓上有一个墓志铭，上面写着“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肯尼迪的文章就是改变或改善世界的哲学的典范，这与中国哲学家沉浸于哲学史而不关心现实世界的事务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变革力量，新兴技术（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出了复杂的、亟待解决的哲学问题，以便应用和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就合成生物学而言，围绕其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哲学问题，如“合成基因组是机器还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我们是否通过创造生命来认识生命？”、“合成生物学是否是在扮演上帝，所以应该被禁止？”、“合成生物学是否创造了非自然的生命而损害了生命的价值？”、“合成生物学是否破坏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等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务之急是将妇女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中解放出来，并动员她们参与到新共和国的建设中，但几乎没有浸淫在哲学史中的哲学家站出来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包括在其核心理论中有着臭名昭著的性别偏见的儒家思想。

2 第二个教条：“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设计良好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来解决”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第二个教条，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一个精心设计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中用演绎法去解决。许多年轻的哲学家和哲学系的博士生都被这一教条所困扰，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建立一个设计良好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这样的理论推导而得到解决。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体系。在下文中，我们将论证，与之相反，实践中出现的真正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从一个普遍的理论体系中推导出来而得到解决，这个理论体系只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设计和构建的。

2.1 反对第二个教条的论点：“不可能预测未来的事件”

第二条教条依赖于几个假设，例如以下几点：

假设1过去与现在和未来是相似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新事物；

假设2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

假设3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人类活动的会发生什么。

从这些假设中可以看出，我们可以通过基于一个普遍的理论体系去推导来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而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一定时期内设计和构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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